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围城》讽刺艺术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在钱钟书的创作中，《围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杰出的幽默艺术与讽刺才能。那么这部小说的讽刺艺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方面，小说的嘲讽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同时腾挪变化，摇曳多姿，深邃锋利而又妙趣横生。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由于忘带演讲稿临时起讲梅毒与性引起轩然大波，既表现了他游学者的荒唐见识、混世者的滑稽个性，也蕴涵了作家对如此留学生的有意捉弄与对国人愚钝、僵固观念的深刻悲哀，一石数鸟。
一、讽刺的层次感与参差性。针对不同的人事，作品分别采用不同的嘲讽，分寸把握得准。如方老先生虽然性格酸腐却不失民族气节，小说写他拒绝作汉奸下水而未得到政府表彰，内心颇为委屈“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容与翁姑的怨抑”。而同样是以家常拟国事，写到海上寓公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寻欢作乐则近似刻意的讽喻了。如果说对方鸿渐一类良知未泯的人物，小说的奚落、揶揄是善意的嘲讽，对于陆子潇、曹元朗一类自负又可怜的新旧知识者是不留情面的冷嘲；那么，对于李梅亭之流的鲜廉寡耻、皮厚心黑则完全是辛辣的讽刺和严正的揭露，作者毫不掩饰和克制嫌厌憎恶的态度。
二、讽刺的广度与力度兼胜。《围城》善于调和古今中外、杂揉大小轻重，混同雅俗庄鄙，将它们冶于一炉，熔铸成“合金型”讽刺，力度广度兼备。对买卖假文凭的长段讽喻是一适例。《围城》的讽刺往往引类联想联翩而至，越过表面直透底里，表现出既深邃又宽阔的力量与气度。
三、讽刺的智性品格。《围城》的讽刺艺术智慧超迈，知识密集，体现忧世伤生而博闻多识的学者本色。如打趣学国文出洋“深造”的社会风尚，借“中立”作拆字游戏来揭露西方列强在抗战初处理国际关系的实利原则与虚伪性，方鸿渐挖苦一些留学生不学无术却好充大的丑态也是在风趣的比喻中进行的。
中国文学历来幽默少讽刺多，笑声相对凝重。用钱钟书的话来说，缺少“银笑”，如同注入了铅：冷硬、沉钝、辛辣、凝滞，少流动感，不够轻盈爽朗。老舍说：“机智是将世事人心放在X光线下照着”，“它是用极聪明、极锐利的语言，来道出像格言似的东西，使人读了心跳”，《围城》可当此语。
简析《围城》的多层意蕴
1，社会反映的层面
第一层我用比较常见的社会学的批评，也就是常说的反映论。中学语文老师都喜欢让同学概括，这是必要的，是一种训练嘛。概括是“通过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它的主题是表达了什么什么。这种批评的方法来看，《围城》确实有它写实的一面，就是说它有反映生活的一面，它的生活描写呀，确实能够体现40年代中国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情景。确实，我认为通过读《围城》，是可以了解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教育界的情况，比如说城市里面的情况，知识分子的状态。就是说它描写了现代中国的一些生活的情景。其实呀，钱钟书在他小说的开头序言里面就说了，他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那就可以说是世态人情嘛。这是我们读《围城》时应该注意的。有个批评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围城》所写的是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漩涡，曲折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一个角落，是行将崩溃的社会生动的写照，是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抗议。对这种说法现在有的年轻的评论家可能不以为然。其实我认为《围城》是有这层意思，就是说《围城》它有揭露性的一面，就是写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对社会上那种陋习，精神上的落后，有些描写呢，是非常真实的。
如果我们从社会学批评这个层面理解，《围城》确实是有认识的作用，这个层面叫生活描写的层面。生活描写层面可以帮助了解现代中国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东西，有认识历史的价值。通常我们说“通过什么反映什么”，比如通过这个描写反映了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这个话大家不要一听就讨厌，它还是有它的道理。这种批评以前是主流批评，有它的功能、特色，比较重教化，重意识形态，把作品看成是一个镜子，就是社会学批评经常容易导致的一种状态。它有它的功能，刚才说的，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这是这类批评的一个常见的公式，第一个层面可以用社会学的批评来认识。这个《围城》确实有对中国社会40年代那种落后、闭塞、混乱的提示，这是读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的。但是这个生活描写的层面，一般小说都有，是比较浅层的。比较好的小说，比较深的小说，可能还有第二层，第三层，甚至是无数的层。《围城》起码还有二层，那么第二层是什么呢？是文化批判的层面。
2，文化批判的层面
《围城》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包含有钱钟书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带有他的文化立场的。他写这个小说，有他的出发点，或者叫“视点”，好的小说，往往都有独特的“视点”。钱钟书是以他的视点来构筑这个文学世界的，那就是文化批判，或者批判文化。钱钟书更多的时候是批判文化，他对现代中国的文化，不管是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从外国进来的新文化，是老的还是新的，是流行的不流行的，一概批判。而且批判是非常辛辣。他把他的《围城》，整个写成是一个“新儒林”。我们知道古代有个《儒林外史》的小说，揭露科举制度丑恶的现象。那么钱钟书写的《围城》第二个层面，实际上是新的“儒林”。“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英雄，先躯桥梁，是社会发展的先知先觉的人，知识分子位置是很高的。但是《围城》里面不是这样，《围城》里面知识分子是处在一个被讽刺、被批判的位置。
钱钟书的批判呢，确实有他的特色，他的批判对象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他写知识分子的困境、弱点，他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新”，来看他们身上最旧的、最可怜的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他这个“新儒林”是怎么来写的。他主要通过人物的文化心态剖析，第一号人物就是方鸿渐。方鸿渐不见得是一个坏蛋或者不好的人，他挺善良的。他也骗人，但是好像是有限度的，他挺老实，不切实际，聪明而没有勇气，没有什么用处，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有句话叫博闻识浅，他知道的东西太多，能侃，但是没有自己的见识；能言善道，没有自己主意，碰到什么事都优柔寡断，所以很多人都可以来批评他。像苏文纨批评他，说他大地方玩世不恭，小地方挺认真。赵辛楣是他的好朋友，所谓“同情兄”也批评他，说他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另外有一个人叫刘东方的批评他说，本质太坏，人还算伶俐。他的老婆孙柔嘉呢，批评他说，喜欢自做聪明，但是最终弄巧成拙。总之，方兄是善良而没有用处，聪明但是优柔寡断。在生活面前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怯懦，碰到事拿不定主意，喜欢乱说，所以呢他不断地失去机会。
方鸿渐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新式恋爱他很羡慕，但是老父亲一吓他，就缩回去了，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他对苏文纨的态度也这样：不喜欢苏文纨，那就明说好了，但是他非常怯懦，结果自己落到那个套里边了。小说里边写一个情节，说方鸿渐虽然并不喜欢老姑娘苏文纨，但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就跟苏小姐约会，在花前月下，不能自持啊，就吻了苏文纨。吻的面积非常小，轻轻地一点，就像清朝，场面上喝大盖碗的大碗茶，轻轻地拿嘴在茶杯的边上这样碰一下，表示意思了。明明自己不愿做的事就别做了，做了就要负责，结果呢，方兄就落了这个套了。最终苏文纨知道了真相，就在方鸿渐所相思的另一个女孩子唐晓芙跟前中伤方鸿渐，把方跟唐晓芙的关系给破坏了。
但是不要把它看成就是一般的三角恋爱，并不只是青年男女玩过家家，里面有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就是中西文化的合璧，结晶了这样的一个方鸿渐，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另外对方鸿渐的一些描写，很显然钱钟书是批判的。比如说方鸿渐非常懒，不想做事，喜欢得过且过，自我安慰，有点像阿Q，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惰性呢。我想这个是钱钟书的看法，认为传统文化再加上西洋文明，结合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慵懒的性格，名份上很新，也喝牛奶喝咖啡吃面包，跳舞，但骨子里很旧，或者说是新旧杂拌，实际上就带有批判。钱钟书笔下很多人物啊，都可以找到文化批判的意图，像船上疯玩“杯水主义”肉欲游戏的那个鲍小姐，钱钟书明显在批判，方鸿渐当然更是一个批判的中心了。方鸿渐对传统文化是看不起的，但又很留恋，所以说他的心态啊实际上是中外文化冲突所产生的那种矛盾的心态，无所依持，没有主心骨。
我读这个《围城》也联想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里面，现在好些人的精神状态啊，有时又多少有点回到方鸿渐，也好像无所依持，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挣钱就是目标吗？钱挣到以后又觉得没意思，方鸿渐就是这样的。钱也是一个“围城”啊。比如说我现在没钱，在做梦，梦到哪一天我有一百万，二百万，买房子买车子，也许我就成为天下最快乐的人。但目标都达到以后，可能你快乐的程度还比不上现在。无所依持，没有生活的目标，方鸿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方鸿渐的身上呢，就带有钱钟书对文化的一种思考，一种批判。所以说钱钟书他这种批判呢，是很个别的，很尖刻的。他不像当时一般作家，认为反正是“五四”所带出来的一切都好，个性解放就是好的，民主就是好的，西方来的就是好的，他不是这样看的，他都有批判，写方鸿渐实际上就是写一种文化现象。
另外小说里面大量地描写那些最新式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带有某种乡村都市化特点，所谓落后的时髦。现在北京不也看到很多乡村都市化吗？钱钟书用一个比喻，也是很“损人”的，他说就像是一个中国的裁缝做了仿造的第一件西装，乡村都市化，什么都学外国，但学的又不像；表面上还去批评人家西方，事实上又不断地滴水穿石，学了又不像。钱钟书在小说里对这个有批评。这种批评当然主要是针对40年代的，但对现在也还有启示意义的。比如他讽刺的那些假博士假文凭，在这种讽刺的背后，就带有钱钟书的一种批判的眼光。干嘛什么事都要崇洋呢，崇洋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当然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文明科学技术，一些好的制度，是可以学习的。但一切都好，往往学的又是一种皮毛的东西，那么就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是乡村都市化的心态。这都是批判，对方鸿渐包括他周围的那些人物都带有这种文化批判。
下面我还要讲到一个人物，我认为是小说里面写的最成功的人物，就是孙柔嘉。在孙柔嘉身上，钱钟书又带有他很深刻的思考。本来这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是钱钟书眼中啊，把这个小女孩写得特别的老练，特别有城府。方鸿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孙柔嘉这个人物是左右了方鸿渐一切的。小说一开头就写这个少女啊，是那么的柔弱，那么天真，那么温顺，怕生得说一句话脸腾的就红了；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做作，矫饰。钱钟书对此给予尖锐的批评。结婚以前哪，孙是很温顺的，很柔弱的；结婚以后完全换了一个人，就变得非常专横，妒嫉自私，很刻薄，不容许方鸿渐跟外面任何人结交。不光是不能跟女的结交啊，连跟男的结交也不行。从心理学来分析呢，也可以谅解，但是钱钟书是从文化批评角度来写的。孙柔嘉本来也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教育，但是骨子里面是很旧的，她也不是什么东方女性美，完全是刻薄的，在家庭生活里面纯粹是一种占有欲。这个人物写得非常成功。
但是我又觉得作者是否有点过火，女孩有时候有点撒娇啊，是特定身份的一种显现，也许在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长辈看来这是很正常、很美好的一种东西，虽然有点做作。但钱钟书不能容许。钱钟书是为了作文化批判，所以我说有时候他也写得有点过火。但是总的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写孙小姐呢？就是一种文化反思，像方鸿渐、孙柔嘉这些都不是坏人，都是生活区中普通的人物，是“非英雄”。回顾我们的现代文学啊，“五四”以后英雄太多了，写英雄的人太多，所以说为什么一看到钱钟书的小说我老想起老舍。老舍先生的笔下呢，也是很多“非英雄”，“五四”以后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笔下呢都“非英雄”化了。这“非英雄”带有一种新的文化视点，一种批评，这些“非英雄”，这些普通的人呢，就构成了作者所要审视批判的新的“儒林”。实际上是在新旧文明、中外文明的冲突之下的这样一群人物。
刚才我们讲了“视点”，就是写作的视点，钱钟书的视点很特别，他要通过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大学生，通过对他们的心态的刻画，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同时对新文化也进行批评。他认为新文化也有很多毛病，特别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这种角度跟其它作家不一样，是批判，但并非巅覆一切。这跟当下的王朔也不一样。王朔什么都批，无所不批，钱钟书当然也是无所不批，但是站得比较高，写作比较从容。王朔呢他自己说他是“码字”，一天要码五千字，都是计算好的，什么都写，他有时写电视剧也可以，写得很好，老百姓也可以接受，但不断地向前卫向精英挑战、骂人。现在连鲁迅也骂了嘛，这不见得是什么文化批评。钱钟书确实是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写作角度，刚才也说第一层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批评来看钱钟书作品里面写到一些什么生活表面情况，有没有揭露性批判性，有没有认识价值。那么第二层就比较深了，他通过这群人哪，写他们骨子里边的东西，写中外文化，确实有钱钟书自己特殊的眼光。
3，哲理思考的层面
那么还有没有第三层主题或作品意蕴呢？还可以往下挖，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试图在挖一下，就挖到第三层。第三层就是哲理思考的层面，抽象一点，是哲理性的思考，很特别的。透过前面两层可以挖到第三层，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挖呢？刚才说第一层用社会学批评，第二层用文化心理的批评，那么第三层我们试图用一下结构主义，或者符号学的方法。当然这不是一个很本色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而是变通一下，看能不能部分地用在我们读《围城》上。我们先说一下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个结构主义是不考虑具体描写的细节，这里描写怎么好啊，怎么抒情啊，怎么讽刺，他不考虑这个。对人物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心理活动，它也不考虑，它是把一部作品啊非常粗略的、宏观的进行来分析，看它里边有几个组成部分，化繁为简，充分地简化，非常简练地把一部作品最基本的元素给抽离出来，然后看作家他要写什么？他的盲点是什么？这是结构主义的大致的方法，我是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讲的这种方法，就是说结构主义有时候跟西方符号学也有关系，只关注作品里边的基本元素，不太考虑艺术性怎么样啊，思想是不是深刻啊，不考虑这些。我们现在用的并不是本原的结构主义，只是取其一点，可以说是仿结构主义，或者仿符号学，来试一试能不能挖掘《围城》第三个层面。
刚才我们述介《围城》的故事，如果把它展开来读，是没什么意思的，很平淡的，很琐碎的，没有什么英雄，没有很大的冲突，也没有像武侠小说那样激烈的血淋淋的刀光剑影和传奇的东西，只有很平凡的一些人，都是吃饭啊，婚姻啊，结婚啊，离婚啊这些；而且所有人都“失败”了，都无可奈何了。到底钱钟书要写什么，如果你读完这个小说以后，把它充分的简化，抽出几条来，我想呢可以注意两个词，或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呢叫“进城”，一个动作叫“出城”。这两个动作反复出现的，进城然后又出城，然后又进城，再进再出，整个小说就写这个。所以如果说把《围城》的结构，简化成类似于一个公式，那就是方鸿渐=进城+出城+进城+出城……。小说一开头那条船实际上就是围城。四周围都是大海，就剩下一个船在海上，坐船的人希望下船啊，坐累了以后都希望早点靠岸，从船上下来，是不是出城啊？到了上海呢又进城了。再说方鸿渐在上海待不住了，他又到湖南，到内地乡下去，他不是出城了吗？那么到了这个三闾大学一看哪，比上海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那又进城了。所以说整个方鸿渐的这个动作啊，他的经历啊，就是进城出城，出城进城。再说他们的爱情婚姻也是，方鸿渐没有结婚的时候想结婚，当然孙柔嘉不太理想，苏小姐是不太理想的，唐小姐理想但是没成，最终还是与孙结合了，没有结婚想结婚这是正常人的愿望。结了婚又后又想离婚。而且小说里很多这个描写，没有结婚想结婚，结了婚以后想离婚。那么婚姻在小说里面也变成一个围城。在外边的人想进去，进去以后想出来。西方有一个批评家说《围城》就是写了婚姻、爱情问题上的人性的弱点，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不完全同意他这个意见，因为很多婚姻也很美满啊。不过，不美满的婚姻的确也很多，所以结婚以后就想离婚啊，或者虽然没有离婚，总是想着城外的事，这大概可以说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所以整个《围城》啊就是这样，进城、出城、进城，好像呢这种进和出啊，不断重复的这个动作都是盲目的，受一种本能支配的，甚至可以说神差鬼使的，进来又想出，出去又要进，那么就是三个字：“无用功”。好像人生哪，往往就是这样：无用功。整个小说给人的一种感觉呢，如果你往深里分析，就说人生处处是围城，城外的想进，城里的想出，冲进去又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人生啊，处处都是围城，但是每个人都是本能的驱使，要去寻找，要去寻梦，每个人都在寻梦，到哪一天你完全没有梦了，什么梦都没有了，特别清醒了，清醒得简直是那个境界一般人达不到，我看这也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整个《围城》呢，如果把它抽象、高度地概括性，结构化，那就是发现写的实际上就是两个字叫“围城”。一般人读这个小说啊，不太注意的，以为这个围城区抗日战争被围之城，当然这也是一个生活的场面。实际上看完以后啊，小说的秘密，就写在这书的封面上，就是书名。要看完整本书以后，透过刚才说的那两个层面再来思考，才发现钱钟书是一个智者，他有对人生的思考，就写了《围城》。
事实上钱钟书在该书一个情节描写中已点明了这个小说的含义。有一天，方鸿渐呢，跟朋友们一块喝酒，方鸿渐这个没有酒量的人，喝一点就先醉了。他就渐渐觉得好像灵魂啊离开自己的身子在说话，他同时也听到别人说话。有个哲学家叫褚慎明就说，关于你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她谈过，我想引用一句英国的古话说，结婚仿佛是一个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进去，笼子里边的鸟想飞出来，结果结了离，离了结，没有了局。苏小姐呢也描上一句话，她说法国也有这样一句话，不过说的不是鸟笼，是困境，是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出，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方鸿渐这时已经喝醉了，不知道，对这些谈话糊里糊涂的。其实这里呢就点明了整本书的秘密，所谓密码藏在这里，不仔细阅读，不透过刚才那两层，可能发现不了，这是更深一层哲理性意蕴的挖掘。
这小说确实写出了作为人都有弱点，说来也就有一种苦涩感，就是活着干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做无用功啊，就是进城出城啊，人是不是就是受这个本能的支配，老是要做些什么事？当然这种世界观不一定对啊，但钱钟书确实进行了比较深层的思考。他不是讨论政治问题，或者讨论一般的做人哲学问题，他在更深地思考人类的某些弱点，人类的盲目性。所以看过这部小说，有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种苦涩感，一种隔膜感。当然在座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读懂了《围城》的第三层面，你们读第二层就差不多了。这个《围城》主要不是写给年轻人看的，它是中年人的小说，它要有一些人生的历炼以后，才能有体会。刚才我讲了三个层面，三种批评方法，还有没有别的呢，可能还有，比如刚才我说，心里分析批评，甚至现在很时髦的女性主义批评，可以不可以用来分析《围城》？我想都可以试试。不过如果用女性主义批评呢，这个《围城》就可能站不住了，为什么呢？钱钟书的写作姿态在女性主义看来，就是非常典型的大男权主义，你看看他写的小说啊，方鸿渐周围围着他转的，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等等，还加上鲍小姐，好像这周围都是为他而存在的，这是不是男性中心呢？如果他方鸿渐比较能够有一种对妇女的酋重，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不会那么糟糕吧？
所以我们讨论问题啊，千万不要把小说当成人生哲学来看，比如说方鸿渐，或者是钱钟书对方鸿渐的描写对人生有一种非常深的看法，觉得人生甚至是没有意思，人生就是进城出城，就是盲目的这种无用功。这只是一种认识，一种感受性的或诗性的哲学，但是这样的哲学呢，不一定用来干预、指导我们的生活，这毕竟是小说。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一部好的小说，一部意蕴深刻的小说，是可以不断地被解读，不断地进行剖析，见仁见智。我们读小说，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不一定阅读之前就抱着一个受教育的姿态。当然学生要受教育，但是老是有一种这样心态，好像世界一切都是为了教育而存在的，这也很可悲。
《围城》讽刺了什么？？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
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
扩展资料：
围城作品平价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钟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
钱钟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如果一定要给《围城》挑刺，那只能怪这些比喻。太过精妙，让人佩服之余，心生愚笨之感。面对这样的比喻，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力，“怎么就能想出这样的句子！”钱锺书他老人家只顾着愉快地随意抖落这些绝妙句子，忘了揣摩读者的心理。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围城》
马原的知识点有哪些？
马原的知识点有：
1、存在和思维究竟谁是世界的本原，即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存在，思维没有同一性，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2、对立和统一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的对立属性又称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又称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矛盾的的对立面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3、矛盾的斗争性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斗争形式也不同，对于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可以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种基本形式。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联结，相辅相成。
4、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没有同一性，也没有斗争性，斗争性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通过斗争性来体现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发展。
5、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
围城具有哪些哲理内涵！！！注意！是哲理内涵！
第一，深刻的思想：生活描写层面、文化反省层面、哲理思索层面
钱钟书的《围城》是意蕴丰厚的长篇小说。其所表现在生活内涵，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及其独特构筑的 “艺术世界”，并不是读者所能一目了然的，需要反复琢磨，深入体味。小说基本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总体结构是象征的，是很有“现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说。其丰厚的意蕴，须用“剥竹笋”的读法，一层一层深入探究。
第一层，如该书出版序言中所说，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具体讲，就是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包括对内地农村原始、落后、闭塞状况的揭示，对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
小说写方鸿渐、孙柔嘉等赴内地求职时长途旅行所见，以人物的遭遇体验为线索，将闭塞乡镇中种种肮脏污秽都“倒弄”出来,如“欧亚大旅社”的“蚤虱大会”，鹰潭小饭馆卖的风干肉上载蠕载袅的虫蛆，以嘲弄的笔触勾勒种种民风世俗，给人的印象很深。这样描写，并非猎奇，自然也都映现着当时的社会情状。
小说还用较多的篇幅写“三闾大学”的乌烟瘴气，校当局不择手段争官弄权，教职员拉帮结派尔虞我诈，方鸿渐在乱麻一团的恩怨纠葛中左右不是，疲惫不堪。这些描写揭露了教育界溃流的脓血来看社会的痈疽。
小说意蕴的第一层面是生活描写层面,作者客观而尖刻地揭示了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景致、停滞的气氛以及种种丑陋的世态世相。这部小说“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矛盾，揭示抗战时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站在时代大潮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具有“认识”历史的价值。
第二个意蕴层面即“文化反省层面”。《围城》从“反英雄”角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作者的着眼点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且并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对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
方鸿渐这个“新儒林”中的代表人物，他那懦弱无能的品性，有点类似《北京人》中的善良“废物”曾文清，某些方面又和《家》中的“老好人”觉新近似；但钱钟书的批判也就凌厉断然得多，几乎不带什么惋惜。小说表现方鸿渐爱情婚姻问题时的那种优柔寡断，对于事业和人生的软弱被动和缺少进取，特别是已经成为他心理特征的慵懒虚浮，得过且过，打骨子里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惰性所铸成的品格。方鸿渐虽然留过洋，在生活某些方式上和名份上很“新”，内里却又很“旧”，也可以说是“新旧杂拌”，“旧”的成分起主要作用。这是个矛盾的角色。小说写他一次又一次遭受生活的挫折，永远那样苦恼，那样没出息。这当然有时代社会方面的原因，但小说更着力显示于人们的，是他那种懦弱性格的文化根由。方鸿渐对于封建秩序已经感到绝望，这从小说所写的方鸿渐与其父母、岳父母的精神冲突中可以看到；但他对传统文化的衰腐性还有许多留恋，或者说，传统文化铸就的他那种慵懒无能的性格，注定他只能当一个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位置，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多余的人”。小说写他这种本质上的“旧”势必对外来文化，对富于竞争进取的现代精神，产生一种本能的抵制。方鸿渐尽管在国外呆了多年，追求的仍是封建纨绔子弟的慵懒的生活，顶多加上一些洋味的玩世荒唐的手段。小说以这样一个已经为传统文化衰腐性所销蚀掉活力的“生命的空壳”作为主人公，而这个“空壳”的外表居然又涂抹上许多洋味的时髦的色彩，其立意是很深的；读者大概会在中外文明的碰撞中来思考这样一位矛盾的角色，从而引发对传统文化深刻的反思。
方鸿渐毕竟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围城》既要对传统文化反省，就不能孤立地写方鸿渐的命运，而必须同时揭示他所处的特定的环境。在那个“新儒林”的世界里，历史上文人常引为骄傲的种种传统美德，诸如讲求气节，感时忧国等统统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卑琐，庸俗，虚伪，全是传统文化的劣根在半殖民地土壤上新结出来的恶果。钱钟书着重解剖这诸多精神恶果的一种——“崇洋”。
如果一个民族有较为健全的心态，自然会积极寻求与新进的世界文明对话，从外国先进的经验中学习。但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近百年来又屡遭屈辱的老大中华，难得形成这种健全进取的社会心态，在与世界文明接触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一种自卑的“崇洋”心态。《围城》对“新儒林”中“崇洋”心态的刻画，是非常辛辣的。读过此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个为了显示“精通西学”，竟伪称为俄国老婆为“美国小姐”的假博士韩学愈(名字却是“崇古”的)；靠骗取外国名人通信而充当“世界知名”哲学家的江湖骗子褚慎明；还有那个训起话来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的部视学，等等，这些人物以“崇洋”业装阔的心理，与鲁迅笔下的阿Q是相通的。小说表面上是讽刺这些“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却又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孙柔嘉对于方鸿渐来说是直接左右其生活道路的重要人物。作品一开头写她是那样柔弱，天真，温顺，“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真有某些西方人所艳羡的所谓“东方女性美”。可是与方鸿渐结婚以后，慢慢就磨炼成了另一副脾气面孔，变得专横、善妒、自私、刻薄，变着法子把握家政，制服男人。孙柔嘉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可也还是摆不脱传统文化束缚，有许多旧式女子的弱点。孙柔嘉也是一个“非英雄”，并非坏人，作者不过是把她作为“新儒林”中的那类旧的因袭沉重的女性来写的。小说写孙柔嘉性格的变化，也还是为了发掘她身上所蕴藏着起根本作用的传统文化的劣根。
这些五花八门的世态世相构成“新儒林”的生活图景。“新儒林”中各色人物，其实都是古老文化受外来文明的冲击而行将崩溃的历史人物，是半殖民地文化土层上孳生起来的特殊的人群。
《围城》试图以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群)的心态刻画，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所在。“五四”以来新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很多，但《围城》无论角度还是立意都与一般新小说不同。在“五四”时期，新小说多表现知识者对新生的追求，人道主义旗帜下所高唱的是个性解放的赞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儒雅文弱的评论人，他们在气质上往往都有一种青春期的热情，所展示的姿态也几乎就是反传统的“英雄”。30年代，革命文学中的知识者更是凌厉的“斗士”，尽管“政治化”使这些“英雄”的个性一般都显得空乏。到40年代，特别是抗战争之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英雄”色彩就淡多了，作家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回顾与探索他们所走的道路，作品普遍弥漫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围城》是40年代这种小说创作风气中所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它不止于探索知识者的道路，而要更深入去反省知识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得失，或者说，通过知识者这一特殊的角度，从文化层次上把握民族的精神危机。《围城》里面有机的机智的讽刺，而这些讽刺所引起的辣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神经，逼使他们去思索、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弊病。在《阿Q正传》之后，像《围城》这样有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
这部长篇为什么要以“围城”为题呢?读完这部小说，从这题旨入手反复来琢磨作者的立意，越过上述两个层面的意蕴，进一步发现小说更深藏的含义——对人生现代人命运富于哲理思考的含义，这就是作为作品第三层面的“哲理思考意蕴”。
《围城》的情节既不浪漫，也没有什么惊险刺激的场面。甚至可以说有点琐碎，并不像同时代其他长篇小说那样吸引人。这部小说虽然其机智的嘲讽性的描写也常使人在阅读中忍俊不禁，然而其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过程，而在读完整本之后才产生。读完全书，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经历简化一下，那无非就是，他不断地渴求冲出“围城”，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落入另一座“围城”，就这样，出城，进城；再出城，又再进城……永无止境。
回国的邮船与世隔绝，百无聊赖，自然如同“围城”，对方鸿渐来说，到了上海就应该是走出邮船这个“围城”；可是战时的上海实际上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到上海之后职业无着，爱情又碰壁，这境况更如同“围城”，因此他才不惜历尽艰辛到内地，希望走出“围城”；内地“三闾大学”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好，那时的勾心斗角的环境又使他重陷“围城”，于是他又渴求回上海，以摆脱“三闾大学”这座“围城”；重回上海生活愈是困顿，方鸿渐又打算再次冲出上海这座“围城”去重庆……小说结束了，读者并不知道方鸿渐后来的情形，但依其生活的逻辑可以推见，他又进入另一座“围城”，而且他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城”之困。
综观这部长篇的结构，如果要“归纳”出主人公的基本行动的“语法”，那就是：方鸿渐的行为＝进城→出城→进城→出城……这就是说，方鸿渐永远都不安分，永远都不满足，因而永远都苦恼，因为他总想摆脱困境，却处处都是困境，人生旅途中无处不是“围城”。这一切对于这位懦弱的主人公来说，似乎始终是不自觉的。他完全处于一种盲目的状况，几乎是受某种本能的支配，或者更应该说，受“命运”的支配，永远在寻求走向“围城”，而事实上却是不断地从一座“围城”进入另一座“围城”。这进进出出，是盲目的行为，而且终究都是“无用功”。
《围城》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结构呢?
作总体分析，这结构带总体象征意味，寄寓着作者对人生更深的哲学思考，概括起来就是：人生处处是围城。作品象征地暗示于读者：“城”外的人(局外人)总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又总想逃出来，冲进逃出，永无止境。超越一点儿来看，无论冲击，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生终究不可能达到自己原来的意愿，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又终非你所要的。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寻梦”。
这种读完整部《围城》后领悟到的结论，是否符合创作实际呢?细品本文，会发现这确就是作者的意图，一种深入的哲理的思索。其实钱钟书似乎也有点怕读者不理解其象征的寓意，所以多次借小说人物之口来点破这一“秘密”。《围城》第三章写方鸿渐和朋友们聚会吃饭，其中江湖骗子式的“学者”褚慎明在饭桌上大谈婚姻“哲学”，他引用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了离，离了结，没有了局。另一位朋友也补充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rtresse assiégéé，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些都是画龙点睛之笔，将《围城》的整体象征含义“点”明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江湖骗子褚慎明等人在大谈“鸟笼”、“围城”，似乎都对人生哲学有清醒体会时，唯独方鸿渐“给酒摆布得失掉自制力，觉得另有一个自己离开了身子在说话”。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作者这样写“新儒林”各式人物的“醒”、“醉”状态，也别有一番深意；这暗示着方鸿渐始终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被命运所播弄的人是这样的盲目。如果读者真正读懂了这部小说对于人生哲理的思索，“悟”出了作者所企图表现的现代人的日益失去主宰自我的自制力的落寞感，孤独感，那么就能强烈感受到作者所具有的特殊的讽刺力量。
从《围城》第三层面的意蕴，也就是“哲理思索层面”来看，这部小说已经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与孤独感，真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中出现这样的作品，恐怕也可以说是透露着战后社会心态的一个侧面。这种有超越感的命题，在同时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被表现得突出而充分，但在中国文学中却凤毛麟角。四五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几乎忽略了《围城》里的“哲理思索层面”的意蕴，人们那时毕竟热衷于执着现实的作品。
直到当今，我们才越来越体会到《围城》特有的艺术魅力。这魅力不光在妙喻珠联的语言运动，甚至也不在对世态世相谐谑深刻的勾画，主要是在其多层意蕴的象征结构以及对人生社会的玄想深思。
《围城》读懂这三点，你才真正读懂了它
《围城》读懂这三点，你才真正读懂了它
文 | 东坡琅
《围城》作为钱老的唯一一部唱长篇小说一经问世就获得世人的关注，尤其是其中那句关于婚姻的比喻更是成为经典，让很多人看透了婚姻爱情的本质。但是，如果仅仅觉得这是一部爱情婚姻的小说，那你就错了。
很赞同豆瓣上一个读者对经典的解读，“评定一本小说是否经典的标准是它是否在你读完以后的日子里还能让你反思，让你感动震撼，甚至领悟出其他的思想；它是否能顶住时间的侵袭不被湮没；它是否能忠实的反映人性最深层的东西，让你在几十年几百年后再读到它，还会觉得，是的，它阐述的思想到今天依然存在，依然鲜活。”
而围城就是这样一部经典的小说，而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除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本书里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中觉悟点什么。
说到爱情，现在网络上鼓吹的是追求一个喜欢的人需要耍点心机，使点套路。应之而生的什么PUA，PUB啥的，居然成为一门学问，让众多人趋之若鹭。但是，获得爱情，真的需要那么多的算计吗？
在围城中与主人公方鸿渐相关的有四个女人，有一夜情的鲍小姐，爱而不得的苏小姐，天真纯洁的唐小姐，最后就是心机满满的苏小姐。
第一个女人鲍小姐，因为她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爱情，纯属鱼肉之欢，就不作为讨论的对象了。
首先来看一看这位苏小姐，她是大家闺秀、留洋博士、美人，身份娇贵。在回国的邮轮上，她明明对方鸿渐动了心，却还是被别人捷足先登，如果说这是女人的矜持，那倒可以理解。可下船后她对方的主动，在几个男人中游刃有余的调情，可见她并不是一位天性烂漫，胆小的女人。
她的心机，表现在让爱慕自己的男人们为了得到自己互相较量，以此来享受那种被捧着的虚弱。她喜欢方，却不直接表明，假想着方为她争风吃醋的样子；她心机用尽，却将喜欢的人一步一步推开，最终败给了单纯可爱的表妹。
第二女人便是唐晓芙。围城里是这样描写她的：“她妩媚端庄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得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如此高的评价足见作者对她的喜爱。
就在这么一个可爱，又敢爱敢恨的人最终还是失去了自己的爱情，可能方鸿渐并不是那个真正值得爱，最终走在一起的人。但在这份感情里他们的确是相爱的，如果面对苏文哲的挑唆，她更主动一点，更勇敢一点，或许她会拥有自己的第一份爱情。
最后一位孙柔嘉，她是这场爱情中的胜利者也是失败者，她的成功在于用满满的套路和心计获得了婚姻；而她的失败也在于此，得到了一个并不爱自己的人。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中很多这样的苏文哲和孙柔嘉，有时候获得爱情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心机和套路，很多时候最打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最本质的，最真诚的东西。真诚方能得人心，靠算计得来的爱情注定不会长久。
钱老将小说取名围城，我觉得是因为这两个字用在主人公的身上是在合适不过。
他正直善良、聪明幽默，却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缺乏坚定的人生信念，极易被环境支配，不管是事业，还是婚姻，都是从一个围城跳入另一个围城。
主人公方鸿渐，他的经历和背景其实很有趣。他是江南名绅的长子，因为丈人的原因留洋海外，却不学无术，最终花钱买了张假文凭。
事业上回国后他先是在前丈人的银行上班，因为受不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加上失恋，无奈地接受了三闾大学教书的聘请。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份工作还是他的“情敌”推荐的，并且他之后的职业生涯和这个“情敌”密切相关。
从银行逃出来后，他向往着在新的环境开启新的职业生涯，虽然说他不是一个有着大志向的人，但对于这一次的机会还是满怀期待。可结果是这又是一次围城，同事间的尔虞我诈，领导的言而无信，让本就不通世事的他处处收到排挤，最终被解聘。
不管是学业还是职场，方鸿渐都是被动的接受，前岳父让他出国了那就出国，学了什么并不重要。回来后，岳父安排去银行工作，虽然不喜欢但还是去了。失恋后，因为想要逃离，刚好来一个大学的职位，于是又匆匆接受了。
另一方面，在感情上，他也是摇摆的。回国的途中，因为鲍小姐的引诱而与之发生了关系；他性格软弱，又和喜欢自己的苏小姐纠缠不清；当他和唐晓芙的爱情在苏文哲的挑拨中破灭后，又选择了逃避；最后，他又在孙柔嘉的算计里稀里糊涂的结婚。
从他整个人生轨迹来看，其实对于自己的学业和未来的事业，以及爱情、婚姻，方鸿渐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更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他所有的决定看似自己的选择，实则都是摇摆，受到外界环境的驱使所做出的，他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
心理学上“自我”亦称自我意识或自我概念，主要是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认知，是个体对其社会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一个人只有拥有了自我，才能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拥有完整的人格，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不是受外界的驱使，从一个围城跳到另一个围城。
很多人看这本书仅仅是把它当作一本讲叙婚姻哲学的小说，它里面的那句，“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更是脍炙人口。
如果仅把它定位在婚姻上又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杨绛先生在这本书的注解里说，“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同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然而作为语言大师的钱老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显然不是，因为《围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远不止婚姻和爱情。
有人说，《围城》是现代的《儒林外史》，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描写三闾大学的明争暗斗、官场的腐朽堕落，整个知识界表现出来的那种迷茫与无助。
说到它的现实意义，不得不说说作者的创作背景。
《围城》的创造作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那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在这之前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
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作者通过具有同样留学经历的方鸿渐，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方鸿渐的迷失，是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留学生的迷失；而三闾大学那些学者之间的明争暗斗，腐朽堕落则又是当时文人生活环境的映像。
“围城”寓意着困境，钱老起此名，意蕴着其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是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
正是如此，这部小说才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