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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故事
抗日英雄：从1931年那个刻骨铭心的“九·一八”，一直到“对日寇最后一战”的1945年，在这场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战争中，为着民族大义与救亡真理，前仆后继，舍身忘死，无私奉献的人。
他们的表现可概括为：大勇，大智，大义，大仁！
[编辑本段]大勇
周处杀蛟用的是匕首，可是这人当年却是赤手空拳毙死虎，不是武松却似武松，冯玉祥书赠“打虎将军”。但历史铭记他的英名，还是“大刀将军赵登禹”———1933年长城抗日，亲率"大刀敢死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国难当头，义无反顾，狭路相逢勇者胜！
就此，平型关大捷打扫战场时，人们看见八路军115师连长曾贤生，一手紧握刺刀，一手捂着小腹，虽已气绝身亡，却仍不倒屹立。
就此，新四军第16旅政委廖海涛，率部直袭南京麒麟门，再攻雨花台、中华门，震撼敌军。
就此，1944年桂林保卫战之后，日军战报哀叹：“漓江之水为敌我两军之血染之为赤，此役为所历之最惨烈，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敌军之勇猛。”
就此，1938年5月，当时装备落后的中国空军，却冒死派出两架飞机，径直飞入日本领空，在长崎诸岛成功投下了14万份《告日本人民书》，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
当年抗日英雄之勇，还不光表现在战场上。
古有关羽刮骨疗伤，抗日中，晋察冀军区独立4团副团长田同春，为杀敌不让截肢，也硬是裸着臂膀，让白求恩一刀一刀地刮去长蛆腐肉。
古有神农亲尝百草，抗日中，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杜伯华，为自制紧缺药物，也总是亲自试服，终至因此中毒，在新婚前一天倒下。
还有1935年冬，为着当局的不抵抗，爱国志士续范亭在南京中山陵前，用匕首剖腹明志……
勇哉，英雄。
[编辑本段]大智
有勇，还得有谋。
正所谓“用兵之道，智居首，勇力其次。”而《墨子》有言：志不强者智不达。
八年抗日，中国人民正是以民族之志气，激发出无穷智力，创出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正面、敌后“双战场”奇观，让日寇身陷人民战争之汪洋大海，这本身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奇观连连的战场，英雄辈出的年代……
青蛙也能打鬼子，信吗？
在八路军太岳军区，38团团长蔡爱卿就这么干过。
为了让炮楼鬼子昼夜不宁，他领着战士下田抓了一大堆青蛙，绝的是在每只青蛙嘴里塞花椒，送到炮楼下，呱呱叫得那个欢。
也就在他游击的沁源，光是地雷战，就有“子母雷”、在河里埋的“水雷”、在树上挂的“半空雷”，还有家中箱柜坛坛罐罐内的“看家雷”……炸得敌人魂飞魄散。
1945年《解放日报》社论称：“模范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而在冀中军区交河大队长黄立荣那儿，什么“张嘴等食”、“卡头战”，什么“羊拉屎”，打的就是诱敌深入、伏击杀敌。
而在抗日名将傅作义那儿，1933年长城抗日的近战、夜战、白刃战，1936年绥远抗日的奇袭战，1939年绥西抗日的阻击战、偷袭战，用兵真如神。
还有如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张自忠将军派出奇兵夜袭敌巢，一举“襄东大捷”。
还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孙立人将军，远征缅甸，面对曾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18师团，以敌常用之“快速切入、两翼冲击”战术反制对手，打得倭寇师团长连连哀叹。
还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彭德怀、左权，百团大战，5000里旷野上百余团兵力协同动作如一人，令敌惊呼“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骄傲自负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也盛赞为“天才的指挥官打出的天才的战役！”
……
这当然不是巧合———
1940年云岭抗敌，新四军军长叶挺，凭着地利设伏，仅以200兵力，击退日军3000。
1938年临汾作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靠着灵活机动，也以200兵力，吸引日军3天。
如此敢于险中取胜，一个是为保根据地民众安全，一个是为保数十万军民转移。
正是胸怀家国的“大志”，激发出他们超群绝伦的“大智”。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编辑本段]大义
在抗日英雄中，还有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这一群———
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八路军主力转移而英勇跳崖；“八女投江”，为掩护抗联大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杨靖宇，忍饥受冻孤身战斗至死，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全是树皮草根与棉絮；赵一曼，鞭打竹签昼夜提审逾月，当严刑拷打得连敌人都战栗了，始终坚口不吐一字……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视死如归；是什么，让他们这般宁死不屈？
是义，舍生而取义，“宁以义死，不苟幸生。”
这义，就是国家民族之“大义”。“义之所在，必亟为之。”所以哪怕再难，八路军山东军区守崮英雄连93人，“每人每天只喝两茶缸水”（1944年1月17日《解放日报》），仍然在炸弹炮弹瓦斯弹下坚守半月；所以哪怕再痛，“右臂摔断了……满脸淌汗……内衣被鲜血染红湿透”，周恩来却仍“伏案用左手拿笔批改文件”（柯棣华语）；所以哪怕再累，我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王文积劳成疾，仍鞠躬尽瘁在岗而殁；所以哪怕再饿，马本斋的老母亲面对敌人的威逼，硬就是绝食7天活活饿死，也不愿写信劝子赶快投降……
“义之所在，天下赴之。”于是，便有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事变”，以民族大义为重，不惜“犯上”；有了“剿共先锋”卫立煌，抗日中批拨百万枪弹给八路军，百团大战主动出兵配合，终至被当局革去上将军衔而不悔。于是，便有了东江纵队交通情报员李淑桓“一家八口上前线”，有了新四军六支队“谢家兄弟三烈士”牺牲后，谢家老母转告彭雪枫：四个孙子长大了，再上战场打日寇……
“义之所在，不顾其利。”记得吗，三五九旅南泥湾，当初最大的困难，其实不在于没房没粮没工具，而是英雄部队统一思想服从大局；知道吗，东北抗联赵尚志，第一次被“左”倾“开除党籍”之后，他更名投军继续抗日，虽是当一名马夫，但“只要抗日，做什么都行”，而当第二次因奸细挑拨被“永远开除”党籍之后，他依然一腔热血，“死也要死在东北战场”……
义，是一种英雄气节———抗日名将吉鸿昌怒斥洋奴，胸挂木牌“中国人”，昂然上美国街头。
义，是一股英雄精神———八百壮士谢晋元死守四行，孤军升起一面旗，昼夜飘扬在“孤岛”。
“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为英雄。
[编辑本段]大仁
英雄，当然也是有感情的。《礼记》曰：“仁者，义之本也。”所谓“仁者，爱人”，英雄大爱。
一起假装开店侦察敌情，又一起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入狱同屋受刑……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地下党员李白和裘慧英，生死与共、伉俪情深；卢沟桥血战前夕，决心死战的佟麟阁，百忙之中不忘取下贴身项链，托人转交爱妻———英雄，也有爱情。
惊闻虎将叶成焕牺牲，当初不打麻醉就开刀的铮铮铁汉刘伯承，也不禁直扑担架抱躯大恸；亲睹将士在残酷肉搏中一批批倒下，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上将张自忠，也不禁潸然泪下，“为历百战中惟一之惨泪”———英雄，也会痛哭。
战死沙场了，临终前，赵登禹念念不忘，“我死没什么，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英勇就义了，遗书上，赵一曼句句深情，“宁儿呵：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英雄，也念亲情。
虽肚裂肠出，又被日寇狠踹一脚，奄奄一息的赵尚志仍怒目圆睁斥敌寇：“混……蛋”；抗日还没打响，却有日寇恐吓劝降，马占山勃然大怒拍案起：“妈个巴子，想要黑龙江，拿血来换！”———英雄，也会“骂娘”。
山本队长气急败坏写来恐吓信：“有你马本斋就没有我山本；有我山本就没有你马本斋……”马本斋针锋相对回敬绕口令：“有你山本就没我马本斋；有我马本斋，就没你山本……”———英雄，也懂幽默。
还有元帅聂荣臻，硝烟中救出日本孤儿抚养，仁者大爱。
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一文总结秦亡教训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持久抗日之所以最后胜利，又何尝不是因了这些“仁义英雄”，这些“仁义之师”呢……
智者无忧，勇者无惧，仁者无敌，义者无顾。
更何况，我们的抗日英雄，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
这“大”，正源于他们身上所共有的那一份民族气节与家国精神，那一份不屈之志。
时穷节乃现，英雄浩气长存天地间。
战后许久了，当年划开杨靖宇胃部的岸谷隆一郎，终于还是忍受不了英雄烈举的震撼，内心不堪折磨，直至剖腹自杀。
他在遗书中忏悔：“中国拥有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把敌人都震服了，这就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啊!
他们，与天地齐，万世景仰。
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团长——符克
符克，1915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个华侨之家。1928年就读于广州南海中学，1933年侨居越南，在西贡当小学教师。1935年，符克回国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春，符克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广大海外华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抽调人员组成海外工作团，到东南亚各国开展华侨工作。符克被选入海外工作团，受党的派遣，前往越南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符克利用自己在越南的亲朋好友关系，深入各种工会组织，奔走于大街小巷，和华侨促膝谈心，宣传抗日救亡，在华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他的艰苦努力，越南琼侨救国会宣告成立，符克当选为常委。救国会积极在越南华侨和青年学生中开展如火如荼的救国救乡募捐抗日等运动，支援祖国抗战。
1939年2月，日军侵占琼崖的消息传到越南。在符克的建议下，琼侨救国总会于3月组织越南琼侨回乡服务团，委托符克任团长。服务团发动旅越华侨坚决抗日，誓死卫国，保卫家乡。服务团的团员们放弃安定的生活，跟随符克回到琼崖参加抗日斗争。
不久，在中共琼崖特委的支持下，以"救国救乡"为目标的"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于1940年6月19日宣布成立，符克任团长。在符克的领导下，服务总团分成若干工作队，活跃在琼崖的城镇、椰林和村寨。他们积极进行战地救护、开展宣传抗日等工作，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有力推动了琼崖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服务总团的抗日活动也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限制和威胁。对于抗日斗争中的危险，符克早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在艰险的环境中生活，倘不敢冒险前进，寻求民族出路，祖国是不会有光明的。""我的工作是在危险环境中进行，似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假如万一遇有不幸，那也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的完结。"1940年8月，符克被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杀害，年仅26岁。
我们的军需部长”——贾力更
贾力更，原名康富成，蒙古族，1907年5月出生，内蒙古土默特旗人。青年时代在反帝爱国思想影响下，热情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初，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贾力更前往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0月回到归绥，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到蒙古党务学校学习。1932年学业结束后，被分配到赤色职工国际中国工人俱乐部任干事兼会计工作。
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派贾力更回到绥远，与一批共产党员等领导土默川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党中央决定在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贾力更按照党的指示，发动各族群众支援八路军一二〇师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他在蒙古族群众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引导蒙古族青年投身革命，为党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奉党的指示，深入敌占区，揭露日本侵略者以"复兴蒙古族"之名，行吞并内蒙古、分裂中国之实的罪恶阴谋，争取伪蒙疆军政人员弃暗投明、参加抗日。
1939年9月，中共土默特旗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贾力更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蒙古工作委员会遵照党中央关于坚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指示，贾力更做了大量工作，创建了蒙古族抗日游击队。成为绥西地区影响较大的地方抗日武装。1939年底，贾力更被绥蒙区党委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0年初，先后任中共绥西地委蒙民部部长、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处长，负责绥西地区蒙古民族工作。1940年，在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贾力更领导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反封锁斗争。蒙古族群众不顾生命危险，穿过封锁线，将武器弹药、通讯器材等许多急需物资运送到抗日根据地。贾力更也多次出入敌占区，为根据地运送补给，被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军需部长"。
1941年3月，党组织决定调贾力更回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3月19日，贾力更带领一批爱国青年前往延安，途中在绥西遭日伪军包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4岁。
港九大队短枪队神枪手--刘黑仔
在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期间，香港、九龙曾活跃着一支威震港九、使日寇汉奸闻风丧胆的短枪队，这就是刘黑仔率领的广东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短枪队。
刘黑仔，原名刘锦进，1919年生，广东省宝安县人。"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洪流，参加海湾爱国知识青年组成的"海岸流动剧团"。他平时喜爱武术，经常在舞台上扮演智勇双全的游击队长。因为他身体结实，皮肤较黑，人们便亲切地称他为"刘黑仔"。
1939年，刘黑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到惠阳坪山参加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队。1941年，刘黑仔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惠阳大队短枪队小组长，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供给，侦察敌情，打击日伪汉奸特务。同时配合主力部队，完成突袭敌军任务。他常常使用一支法制20响驳壳枪，在战斗中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百发百中，被誉为神枪手。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随即占领香港。这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派出几支小型武工队，包括队长黄冠芳、副队长刘黑仔带领的短枪队，进入香港九龙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短枪队首先肃清了当地的十多股土匪汉奸，保护人民群众，建立起了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1942年元旦后，刘黑仔等遵照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南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指示，参加营救被日军困在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士的工作。从1月到3月，被他们营救出来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有七八百人。这次营救行动，在当时和在历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后称东江纵队），并立即组建港九大队，统一领导港九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港九大队下属有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刘黑仔先后任短枪队副队长、队长。他带领短枪队忽东忽西、时隐时现、神出鬼没地袭击日本军营，摸掉日军岗哨；扮成敌探，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肖九如；化装成日军小部队，活捉日军特务东条正之大佐；设计消灭日军多名密探和特工。他们还参与营救被日军炮火击中座机、被迫在敌占区跳伞的盟军飞行员的行动。短枪队就这样巧妙地袭击日军，惩办汉奸，掩护和支持整个大队的行动。刘黑仔的名字使日伪军闻之丧胆，多次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
1944年2月，日军出动一个团的兵力，对港九大队游击基地西贡、沙田地区进行"扫荡"，妄图将港九大队主力一网打尽。刘黑仔率领短枪队潜入九龙市区，撒传单、贴标语，袭击日军巡逻艇，炸毁日军军火库，还袭击了日军的战略要地启德机场，使日军主力被迫撤回九龙，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4年秋，刘黑仔奉命回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军政干校学习。12月，东江纵队组成西北支队和北江支队，刘黑仔任西北支队参谋兼短枪队队长，他们开辟了以清远县大罗山文洞为中心的抗日基地。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5月，刘黑仔等10人在一次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
冼星海：人民音乐家
在中国抗日救亡的烽火硝烟中，曾经广为传唱着一批革命音乐作品，成为激励全民族奋进的战斗武器。这些激昂高亢的旋律大多出自一位归侨共产党员———有着“人民音乐家”之誉的冼星海之手。
冼星海（1905—1945），中国近现代伟大的音乐家。他原籍广东番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未诞生前父亲即已去世。7岁时，他与母亲侨居马来亚谋生，在新加坡养正学校上学，其间参加该校管弦乐队的活动。1918年，他回国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1926年后入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1929年，冼星海去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在肖拉·康托鲁姆作曲班学习。留法期间，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1935年回国后，冼星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冼星海前往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1940年5月，他去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后因战争、交通阻隔而羁留不归。其间，他写有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乐组曲《满江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以及小提琴曲《郭治尔—比戴》等，现已收集到他的作品近300件；此外，还写了《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大量音乐论文，已发表的有35篇。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肺病加重，1945年于莫斯科病逝。
求一则延安红色故事.....拜托各位大神
子深情 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旧居前的那棵柳树旁，陈列着这样一张历史照片。照片中既没有鲜花河流的背景，也没有蓝天白云的衬托，只有几孔旧窑洞依稀可见。照片的中央，站着衣着简朴的毛泽东和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毛岸英。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深情的目光。依偎在父亲身边的毛岸英，他那张过早经历了生活磨难的年轻面孔，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和腼腆。每当观众朋友们参观到这里时，都会停住脚步久久地凝视这张照片，似乎想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中，探寻当年一代伟人对儿子的那份深深的父爱和希望。 那是1946年1月8日的下午，当分别了近20年的毛岸英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时，主席仔细地打量着儿子：个头比自己还要高，英俊的眉宇间，既透出妈妈的秀气，又继承了父亲的气质。主席慈祥的笑了。 谈话间，师哲提出给毛泽东父子照张相，主席点头同意，于是历史的瞬间凝聚在镜头里，为我们后人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 当主席望着儿子白白净净的书生面孔时，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于是毛岸英遵照父亲的教导，自己背着行李，带着小米和劳动工具，徒步去了10多公里外的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毛岸英背着自己生产的金黄金黄的小米，也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回到延安，交了一份令父亲十分满意的“答卷”。主席望着儿子黑里透红的脸和布满厚茧的双手，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爱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主席对子女的爱是深沉、细腻而严格的。当童年的岸英跟着母亲杨开慧坐牢时，他焦急牵挂；少年的岸英领着弟弟流浪于上海街头时，他委托组织四处寻找；岸英留学时，他写信寄书，勉励教育；在延安时，他严格要求岸英，不能吃小灶和中灶饭，只能拿着碗筷到大灶就餐；教育岸英不能有任何的优越感，主席的儿子和农民的儿子是一样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让儿子回湖南老家，看望邻里乡亲，看一看开慧妈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送子出征，投入到解救朝鲜人民的火热战斗中；当岸英血洒异国疆场的噩耗传入国内时，这位父亲忍受着失去爱子的巨大悲痛，说出了感天地、泣鬼神的话语：“岸英是我的儿子，可他首先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死得其所，死得值得！”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高尚的情感啊！ 几十年过去了，伟人们相继离开了我们，可王家坪毛泽东旧居前的那棵老柳树却依然默默地守护着这张照片，诉说着凝结于这张照片中的父子深情。 信念的力量 在民族空前危机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来自延安的政治主张，唤醒了敌后的千千万万进步青年。 “到延安去！”成了当时中国最时髦的口号和最能体现自己政治觉悟的见证……这样，跨越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就成了抗战时一道亮丽的风景…… 当时有诗人是这样形容奔赴延安的决心和阵容：“万重山，险又难，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那些在长途跋涉、穿越封锁线的青年，用更激昂的诗句相互鼓励着前进：“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去……” 31岁的陈学照，留学法国，博士学位。她后来回忆说：“我对国民党没有一丝一毫的幻想，在他们那里，看到的只是贪污腐化。”苦闷和仿惶中，她来到延安。但延安的艰苦生活和文化差异，使这位身穿法式大衣，头戴贝雷帽的女记者，不久离开延安去了重庆。但在那里，腐败的社会，艰难的生计又使她第二次重返延安，这一次，她再也没有想到离开延安……后来，她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位有博士学位的女党员。颇有名气的上海青年摄影家吴印咸，应邀参加《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的摄影，来延安前他明确表示拍完片子就回上海。等片子拍完后，不想赤化的吴印咸竟向党组织递上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统计，通过他们这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超过1万人，仅1935年3个月，就有2300多进步青年从这里奔向光明……这份保存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投奔者名单，不少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和爱国青年，他们中有：茅盾、艾青、高士其、萧三、刘白羽、华君武、贺敬之……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一到延安，就如鱼得水展示出旺盛的生命之花…… 那时的延安，物质生活并不富有，延安，你是怎样让他们义无反顾地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柯仲平在1939年写的《延安与青年》一诗给予了明确的回答。诗中写道：“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怕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这首诗生动地说明，这种力量不是别的，就是共同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正是靠着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路线，靠着广大共产党员无私无畏、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才成为理想的化身，中国的希望，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历史的瞬间 这幅照片，拍于1939年的联防司令部，照片上的毛泽东穿着打了补丁的裤子，神情自若地给八路军120师团以上的干部作报告。毛泽东很善于演讲，当他正扳着手指一、二、三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延安电影团的摄影师吴印咸同志按下了快门，为人们留下了这幅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是他将这历史的瞬间留传至今，一代伟人朴素的精神风貌由此在全世界人民的脑海中定格。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陕甘宁边区及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重重困难，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怎么办？毛泽东问大家：“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共产党人响亮的回答。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在边区展开了。在那自力更生、共渡难关的日子里，毛泽东以身作则，他不仅亲自下地种田，而且还带头勤俭节约，每月只有5元津贴费和3元菜金，住窑洞，吃小米，穿粗布衣。 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来临了，战士们都穿上了又暖和又整齐的新棉衣，可主席穿的依然是那件已经穿了4个年头的旧棉袄，两个胳膊肘上也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袖口都露出了棉花。当毛主席穿着补有大块补丁的衣服到中央各部门和马列学院、抗大等单位开会、讲课时，同志们都很有意见。纷纷批评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警卫员满肚子委屈。同志们的意见反映到中直管理局，管理局领导认真研究后，到沟萍布店扯了几尺蓝丝布，给主席做了一件新棉衣。 棉衣做好后，主席说什么也不肯穿，警卫员贺清华灵机一动，干脆趁主席休息的时候，把新的送进去，旧的拿出来。主席起床后，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棉衣，床边却放了一件新棉衣，便在窑洞里呼唤警卫员，几个警卫员紧张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进去。主席唤起名字来：“贺清华！”没有办法，贺清华只得硬着头皮进去。“这是哪儿来的？”主席指着棉衣问。贺清华低着头说：“是，是管理局给主席做的。”主席生气地说：“为什么？我有棉衣穿，为什么要缝新的？”贺清华连忙解释：“主席，我想把你那件拆洗一下，结果拆下来洗时，一搓烂一块，一搓烂一块，等洗干净再去补的时候，那布真的是缝不起来了，实在是糟得连针线也挂不住了。”主席看着贺清华无奈的神情，说：“那你说怎么办？”贺清华赶紧说：“主席，已经做好了，你就穿上吧。”“那不行！”主席严厉的说，“这样吧，你去把这件退回去，给我领一件和战士们穿的一样的粗布棉衣。” 一代伟人，朴素浑如田舍翁，才使摄影大师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吴印咸老人为这幅照片取了一个普通而又寓意深刻的名字———那就是艰苦创业！ 毛泽东和小青马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里，陈列着一匹昂首挺立、雄姿勃发的白色骏马。这匹马满身白毛中杂有少许斑点，首尾长187厘米，高132厘米，它四蹄直立，马头高昂，那栩栩如生的神态好似正在等待出征的主人，一旦抖动缰绳，便扬蹄而去。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转战陕北时骑过的小青马。 当时，中央机关还没有汽车，中央首长外出时，总是要骑马或步行，为了给主席物色一匹好马，中共西北局派人到三边草地去选购，马由几位回民兄弟送到延安后，中央办公厅派毛主席的警卫员贺清华去验收。一匹是小青马，另一匹是白嘴头的小红马，据送马的老乡介绍，这两匹马属川马品种，个头虽小，但力气大，走起路来平稳，速度快，性情也温顺老实。贺清华分别骑上跑了几圈，果然不错，于是将小青马留给了毛泽东主席，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副主席。从此，小青马成了主席工作上的好帮手。 每当我们看到这匹马，就仿佛看到了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1947年。这一年3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部23万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发起了重点进攻，当时我驻守边区的部队只有2万多人，而蒋军则十倍于我，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毛主席于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这时候，小青马成了主席唯一的交通工具。一次马掌掉了，主席硬是坚持徒步行军，生怕把马蹄磨坏了；小青马也似乎明白自己的责任重大，每次都要等主人坐稳当以后才迈动四蹄，既灵敏又稳当。说停就停，说走就走。 主席骑上这匹骏马，越过座座高山峻岭，跨过条条大河深谷，穿越高原战火的烟尘，挥鞭指点万里江山！40天内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打得胡宗南部丢盔弃甲，狼狈不堪。 转战陕北期间，主席行程1000公里，12座县城，上千个村镇，在毛主席乘坐的这匹小青马身后，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时光似流水，岁月如穿梭！转眼间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小青马同它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并没有忘记它的功劳，将其以军功马的身份送往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岁月的流逝，马的岁口渐渐增大，小青马的毛色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据动物园的档案记载，1962年小青马临终时，向着主席居住的中南海方向长嘶三声，伏地而亡。似乎最后向主人告别说：“我去了，多保重！”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革命纪念馆对外展出。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小青马仍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光荣的历史，向每一位观众讲述着当年毛泽东扬鞭定乾坤的峥嵘岁月。
抗战英雄的故事快点明天就使了
张自忠（1891-1940） 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抗日将领。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投笔从戎。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第五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
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锋直指徐州，志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张自忠奉调率第五十九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张自忠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苔县，共歼敌4000余人。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1940年5月，日军为控制长江水上交通线，调集15万精锐部队发起了攻占枣阳、襄阳、宜昌等地的枣宜会战。张自忠将军本来率部防守襄河以西，当日军攻破第五战区第一道防线，直扑襄阳、枣阳时，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毅然率领预备七十四师和军部特务营东渡襄河，抗击来犯之敌。他写信给河东的第五十九军，“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渡河后，张自忠将军率部在南瓜店附近顽强抗击日军，重创日军，并截断了日军后方补给线。在日军以重兵对张自忠将军进行合围后，为牵制日军主力造成外线我军对日军实施反包围，张将军力战不退，与敌搏杀，最后身中7弹。弥留之际，张自忠将军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旋即被日军杀害，一代名将张自忠壮烈殉国。张自忠将军率部截敌后路并阻敌西进，彻底粉碎了日军进攻襄樊、威胁老河口的企图，使整个战局转危为安。
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后，重庆成千上万的人们哭拜英灵，为其送葬。他的部下悲愤地唱着复仇之歌：“海可枯，石可烂，死也忘不了南瓜店！”表示要坚决为张自忠将军报仇。翌年5月，其部在当阳地区将围攻张自忠将军的日军酋首横山武彦击毙。1940年8月15日，延安各界一千余人隆重举行张自忠将军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亲笔为张自忠题写“尽忠报国”的挽联。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将张自忠烈士墓扩建为张自忠烈士陵园，并于1986年10月，由民政部批准为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恢复了“张自忠路”的名称，以示对这位抗日烈士的永远纪念。
国民党抗日第一名将
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同时还因为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国军最高将领（李家钰牺牲得晚于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人们对张自忠悲剧经历的同情，这样一位正直的、人格高尚的爱国者却曾被误认为汉奸而人人喊打，简直是奇耻大辱。最后张自忠为这件耻辱主动选择了牺牲，以生命的代价表达自己的清白，真正是悲剧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涌现出了一批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跟父辈一起，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担起了沉重的抗争。
他们的传奇事迹经过艺
术家们的演绎，成了经典的歌曲、小说、电影，几十年来被人们传颂，经久不衰。
活在歌声里的小英雄——王二小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这首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叙事民歌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
王二小家在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把魔爪伸进了这个宁静的村庄。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时碰上了打算进村“扫荡”的鬼子。鬼子让他带路，二小却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鬼子发现上当后，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介绍他英雄事迹的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被王二小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很快创作了这首流传60多年的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2003年，由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投资拍摄的故事片《少年英雄》，在儿童中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银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张嘎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电影《小兵张嘎》讲述了一个小八路战斗成长的过程。
这部儿童军事题材影片，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影响了几代小观众。
这部影片荣获了1980年中国第2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后来，小兵张嘎的故事又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两次获奖。195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
芦花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跳进了缸下面的地洞。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
这是小说《雨来没有死》描述的一段情景。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小说作者管桦本人在内。管桦从小就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t望，捕捉敌情。1940年，他离家奔赴抗日战场，长年转战南北。他参军以后，童年时代的情景常常浮现在他眼前。于是，他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小说《雨来没有死》，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一位负责语文教科书的编审专程找到管桦，告知他的小说改名《小英雄雨来》被选进了语文课本。从此，小英雄雨来便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烽火中的儿童剧团：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儿童艺术团体。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以沪东临青学校为主的一部分中小学生，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难教育社得知情况后，立刻派人前往，于9月3日正式成立了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日救亡爱国宣传。小团员大多是10－15岁的孩子，他们在老师的领导下，进行各种宣传抗日节目的排练，然后再深入到各地特别是抗日前线去演出，宣传抗日。
孩子剧团的足迹遍及8个省市和几十个农村集镇，演出过《乐园进行曲》《猴儿大王》等优秀节目，为宣传抗日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