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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易学的西方研究
• 2、怎样研究《易经》
• 3、易学研究的现代意义有哪些？
• 4、如何研究易学中的科学思想
• 5、易学的当代研究
• 6、关于易经的研究

易学的西方研究

种种迹象表明，近代之前“《易》学”及与《易经》的思想阐释和实际应用而形成的各类学术和实用知识，就已经传入西方世界，但这种传播基本属于文化影响史的范畴。外来的文化影响，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当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还不能看作是严格的学术交流。西方人直到16世纪以后才对《易经》展开直接而系统的研究，最初的一批研究者就是来华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这一研究始于对《易经》原典和中国当时某些具有权威性的注释本的深入的研读，结果就形成一批由耶稣会士直接用汉文字写作的《易》著。这确实是中西文化史上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为了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及其古老的传统，一些耶稣会士开始翻译《易经》，法国耶稣会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易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易经》西语译本，已佚失。随后耶稣会士中宋君荣、雷孝思、顾赛芬都曾从事《易经》的翻译，而以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影响最大。将这一经典完整地介绍给西方世界，从此开始了《易经》传入西方和西方《易经》研究的近代时期。 16至19世纪期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学著述，其数量相当可观。除了拉丁文翻译和研究著作，17世纪耶稣会士还留下了一批直接用汉语写的《易》著，这批著作基本完好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他们在许多宗教、哲学和科学著作中，也不时对《易》及与易学相关的问题作出阐述。

传教士白晋于1698年自法国返回中国，此后半生皆致力于对中国典籍中的象征作深入的探讨。白晋在其一系列著作诸如《古今敬天鉴》(DeCultuCelestiSinarumVeterumetModernorum)、《易经大意》(IdeaGeneralisDoctrinaelibriYeKin)和一系列通信中表述了他的形象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

白晋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他在1700年11月8日致莱布尼茨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宣称：“今年我曾经应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对中国古籍进行研究，幸而有些新的发现。……几乎完整的一套圣教体系，即在其中……。极大的神秘，如圣子的降生，救世主的身世与受死，以及他宣教的圣工（对世人）所起的重大作用，这类似预言性的表现，在珍贵的古代中国哲学巨著中，亦隐约有迹可寻。当你看到这无非是联篇累牍的虚无与象征的词语，或者真理新定律的谶语时，你的惊奇程度当不在我下。”

白晋试图通过揭示“数学中的神秘”的方式来证明《易经》为以色列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圣典。他说：“《易经》数字的神秘，似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埃及犹太哲学中的神秘数学相呼应，此秘密是由第一个祖先给其后代的，虽然后来消失了，但必然是来自造物主之神秘启示。”由此他得出结论“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创世及三位一体之奥秘”。

傅圣泽作为白晋的合作者，对形象理论亦加以发挥。他于1711年来到北京，协助白晋编写《易经稿》等易著。傅圣泽未到北京之前，就已加入形象学派。傅圣泽通过《易经》等典籍来了解中国古史。他认为，在中国文字中亦含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其来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及其基本的基督教义。他将《周易》之“周”解释为宇宙，可衍申为洪水后保存于诺厄方舟中最早世界记录及普世教训的宝库；而将“儒”解释为“人”、“需”两字合成，需原意为期待；又解释《易》之需卦，谓需乃从天而降之云彩，此乃符合《圣经》所载神乘着云彩从天降下；孔丘之“丘”字则被解释为“亚当厄娃的象征”。厄娃，今译夏娃。

刘应，字声闻。他于1687年同白晋一起抵华。先后在北京、南京、广州、陕西等地传教。刘应精通汉语，涉猎了许多中国古籍，对《易经》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与康熙太子相善，据说有一次皇太子翻开《书经》的一章，刘应即取读之，并解释其义，毫不费力。太子奇甚，连声说“大懂”，并赠给题上赞语的绢本《书经》。刘应是最早对《易经》进行注释的耶稣会士之一，他对《易经》所作的注释被附在宋君荣《书经译本》之后，并被辑入《东方圣经》（livresSacresdeI’orient）。在对《易经》的理解上，刘应在许多地方与白晋的观点相异。由于在“礼仪”问题上，他与同会其他教士意见相反，支持了教皇的主张，他的著作也由此而得到罗马教廷的赏识。刘应对卦作了不同于白晋的解释，认为卦象符号是伏羲创造的，过去许多书之所以对卦的符号作不同解释，是因为时代和作者不同。

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二百余年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著及与易学相关的著作，其数量相当可观，并就与易学相关的宗教、哲学和科学问题展开阐述。从易学史的观点看，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的易说，无疑是中国本土易学演进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组成部分，构成该时期多元化易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流派。

怎样研究《易经》

你想学这个，得看很多的书，周易在夏朝叫连山，商朝叫归藏，周朝的时候才叫周易。你想学的话，必须得很了解中国的文化。从卜筮正宗开始看，一直到梅花异数，到能看懂周易，是个十分漫长而枯燥的过程。

会古代汉语吗？懂文言文吗？有易学基础吗？

如果不懂就别看什么《增删卜易》之类的，是会看不下去的！至于什么梅花易数更别谈了！

你可以了解下八字入门，学学八字的概念和八字运用。顺便再了解一下五行生克，这样你基本上就可以批八字了。然后了解下六爻入门，学学六爻的概念和算卦运用。当然，爻辞方面你还是要找书对照。

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看看南怀瑾的《易经杂说》这样你可以全方位的对周易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建议，先学好古汉语，打好语言基础，再看《子平真诠评注》和《滴天髓》。

另外，周易的奥妙很晦涩，学起来很累，如果没有真正明白的老师指导你，光是自己研究，容易误入歧途，致使把周易指导人们更好前行的本质好处给迷失掉，更耽误事情。

因此，建议你找一个熟通周易的老师指导你。

易学研究的现代意义有哪些？

易经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有关于“占卜”的专着，也是后世各种中国占卜术的源头；其中的“卦”和“爻”是用来预测吉凶之符号，由每卦的“卦辞”和“爻辞”都会出现元、亨、利、贞和吉和凶、悔和吝等名词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说易经原来就是一部占卜实录之专书，实在不为过；只是它所包含的象、术、理亦还用于其它百家学科的启示或理论根据。周易之系辞上传有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此段可证明易经本身即是一部可以用来占卜以趋吉避凶之专书。易经原本就一本占卜实录，而“预测”则是易经的本原：无论研究易学的目的是什么？若不对占卜有所了解并去亲身体验占卜，就很难理解易学之精髓；故中国易学名家尚秉和先生曾说：“欲学易，先明筮（即占卜）”，尚先生五十多岁才开始学易，他的著作皆是中国易学史上的上乘之作，他之所以能在易学上如此迅速的有所造就，与他一开始就从研究占卜着手有很大的关系。反观当今易学研究之进展如此缓慢，如此鲜有突破性创见，与很多研究者根本不去研究和亲身体验占卜有重要之关系。卜筮（占卜）原本就是“预测学”，但它的理论意义，却已远远超过了预测本身之价值。占卜也可以说是一种“人体科学”或曰“特异功能”，因通过占卜之研究，即可理解其操作规律与宇宙、大脑及特异功能之操作规律是一致的，它非常有助于我们建立起最新的方法论与认识论，而这又是人类文明的新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美国国际易经研究会主席，夏威夷哲学系主任成中英教授说：“占卜中包含着丰富的义理和哲学智能，它是古代的预测学，在现代仍有意义……预测也是占卜，是人的需要，也是决策的需要；易经占卜即是预测，也是决策，属于预测决策学范围……”英国易学专家克巴克特说：“易经……在过去五千年里，千百万东方人用书中的观念来指导他们的决策和追求。男人或女人、皇帝或先知、将军或农夫、富人或穷人，都从书里的实用智能中得到了巨大的帮助。”，但在远古，它并不普及，它仅仅是一本王公大臣用来占卜的圣书”。用任何一种方法来“定卦”，可说是一种“随机现象”，在古人的心目中，就将这种随机现象所定出之卦看做是“天意”或“神明的预示”。最近很多人喜欢以“科学”来研究易经，将易经穿上科学的衣裳，而却将易经的传统理论完全抛开，如此一来则易经最宝贵的精华几乎完全丧失。本来科学是带领人们自由地去明白去求新，但如今在科学的最尖端越是越研究就越令人明白，人类所能了解的“人生和宇宙种种现象”之能力是何等的有限，现代科学的一大特征，便是已经理清了我们所不明白的事，可怜的现代科学家们已经被迫站到如同宗教家、哲学家、术数家般的求道者立场了。有不少学者由于自我心里“抗拒”无知的作祟，便自然生起“强不知以为知”的潜在意识，而贸然地斥拒易经占卜为迷信，其实如果自己完全未曾深入探讨一种学问，便冒昧地指其为迷信，才反为是迷信的最严重者！的确，科学发展至今并不能预测我们人生与世界的未来更不能解决人生的许多疑问和困难，然而如前述的“超科学”的易经占卜，竟然几千年来就一直在为实用它的人们预测未来并提示如何解决人生的疑问与困难，若说它（即易经占卜）没有很高的准确度与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如何能流传数千年并且“热”到今天还不退呢！？又如何能说它是迷信的，不科学的呢？评论

如何研究易学中的科学思想

20世纪，随着世界各个文化体系的交互运动被动性，原有的文化和经济基础随之发生动摇和裂变。这些改变迫使原先支撑整个中国社会精神和文化的传统哲学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语境的“甄别”，因此，在新的语境下“更新”话语就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时尚”。易学也不例外，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就是被称为“科学易”的新易学的勃兴。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应该说产生于近代欧洲。但是，无可否认，科学的历史起点与人类文化的起点同出一源。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科学与巫术并没有明显的界域分野，并且，“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是相近的，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因而是可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对那些深知事物起因并能接触到宇宙奥秘的人，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有无限可能性的前景。于是，巫术与科学都强有力地刺激着对于知识的追求”。巫觋是人类知识最早的总结者和掌握者，他们的职业与天象和地形有关，而关于天象和地形的种种知识构成了人们精神世界中时间与空间的基本框架；他们的关注和相关的实践活动促成了早期中国的知识系统的形成。这些知识包括：与“天”有关的天文历算、占星望气、式法选择、龟卜筮占、风角五音；与“地”相关的形法；与“人”相关的占梦、招魂、厌劾、服食、房中、导引等等。显而易见，这些知识也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地质学、医学、数学等学科的最初源头，而《周易》则是对这些具体知识所体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个哲学化的总括。

《周易》，特别是《易经》的性质，古往今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这与《易经》本身内容的丰富和杂驳有很大关系。就《易经》的卦、爻辞而言，无论选择怎样的诠释角度，都无法否认和忽略其中明显的占卜成份，结合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的研究成果，有理由认为：历代围绕《周易》所展开的多层次、多向度的诠释和衍说——易学是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起源和内核的巫史传统的典型体现。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2]。今天这个被称为“易学”的知识体系如果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标准，很难将其归入某个界域分明的专门知识之中，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以“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为方法论基础的“易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包含了先民在人生、社会、自然各方面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经过具有高度智慧的哲人的加工和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以阴阳五行八卦的流转迁化、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人与其生存所依托的世界关系的“图示”结构系统。这样的一个“图示”结构系统是植根于华夏民族精神深层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具体反映，并且与巫史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两汉以后，随着作为中国思想元典的“五经”在话语权力的霸主地位的确立，“五经”之首的《周易》中所蕴含的上述思想和结构模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到其它各个知识门类的形成和发展。

从易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易学与其它门类知识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宋代易学的数学派、理学派、气学派之间关于数与象、数与理、数与物或气的讨论中所发展出的数理哲学，作为宋元数理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一部分，成为把数学和物理学推向中国传统科学最高峰的一大动力源泉。明代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成就，如李时珍的本草自然分类法、朱载 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徐霞客的地形观察与分析学说，以及宋应星在声学、方以智在光学等方面的重大发展都与之密切相关。

近代以来，虽然中国文化已经与西方文化正面遭遇，但中国文化的根基尚很稳固，以儒学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依然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会通不可避免地只能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类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由于易学在传统思想领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将易学与近代西方科学进行会通一直是人们努力的主要方向。这其中以徐光启、方以智、江永、焦循为代表。譬如方以智，他像牛顿那样，从科学实践中去寻求三大定律式的科学观，只能从《周易》、《河图》、《洛书》中检出神秘主义作为改进西学的武器，所以他的尝试归于失败”[3]。从现代角度来看，方以智的失败是中西文化内在差异相互冲突的深刻体现，其个人身上所反映出的不足是整个文化某些缺陷的折射，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目前科学易的研究状况来看，大致有三种倾向：一是研究易学与古代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二是用现当代科学的某些成果重新解释传统易学；三是用现代科学比附传统易学。

所谓的科学，其本质特征在于运用诸如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属性和规律，是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科学的发展，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4]。逻辑思维是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它以抽象出事物的特征、本质而形成概念，并在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来反映现实过程为其特征。因此，如果撩去人为笼罩在科学上的种种神圣光环和面纱，“科学只不过是知觉的显现、意图的说明、常识的完善和精确的语言表述”。换言之，科学是人类的认知结构模式之一。

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百年，科学观念在强大的物质力量的裹挟下迅速登陆中土，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原有经济基础的瓦解而在新诞生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在这样一种态势下，原有的一些思想和话语为了求得生存，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话语的“更新”以求在新的语境下得到新的“共识”也就很自然了。从这个角度说，二十世纪易学所取得的许多发展，包括文字和历史的考据在内，与科学易试图以科学重新诠释易学（这与方以智等以易学诠释西学的努力方向已有了根本的改变）的尝试一样，自觉不自觉地都是在科学求真务实的观念指导下为易学在新的话语体系中重新定位的一种努力。

虽然科学易的研究方法得到很多人的积极响应，虽然科学和易学一样有着共同的古代巫术的源头并且两者之间确有不少可以相互契合互释的领域，但是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异：易学和科学严格说来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下两种不同的认知结构，它们是人类看待世界所选取的不同的视角。科学思维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观察结果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是在一系列严格的规则引导下进行的，这些规则经过了最大限度的共识检验因而保证了分析推理结果在共识中的可验证性。与之有着本质不同的，代表易思维最典型特征的易象思维是意象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解析，其演化的结果具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是思想者个体在某种目前尚不能解释的特殊心理状态下所获得的认识。《易传》中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说的正是易象思维这种与众不同的“感通”特征。这种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观念最根本的体现，而“天人合一”本身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境界”，所以《易传》的作者才接着说：“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传统易学中有许多今天看来是神秘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易象思维所达到的境界是独知性的，某种现象、状态或感受之所以“神秘”，就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受现实局限的“共识”可以理解的范围。

有了“独知”和“共识”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对科学易也就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应该说，科学易是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诠释传统易学，以期为易学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基础。这其中虽然有生拉硬扯甚至生吞活剥的成分，也有被学者批评的“丑科学”、“伪科学”现象出现，但它毕竟使得易学在新的形势下获得一个新的立足点，并且为越来越多在科学话语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了解和认识易学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入门之道，并为中西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新的途径。

易学的当代研究

20世纪初，易学转轨之前奏（1900－1919）

20世纪开初20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镇的易学，亦随之发生新旧交替，进入易学研究转轨的前奏期。清末易学名流俞樾于1906年逝世，他所著的《易贯》、《艮宦易说》、《邵易补原》、《易旁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徵》、《卦气值日考》等九种著作，很快就被人们置诸脑后，传统经学，曾经辉煌百代，而今己成为过眼云烟。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对《易经》的评论，代表清代学者对易学的权威定论，很快就被疑古派推翻，而代之以崭新的易学观。唐海宗《医易通说》（1910）继承发展明代医学家张介宾的医易思想，开拓易学研究新领域，在医易会通研究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对易学认识不清，常把易学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来，甚至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深入研究。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易学研究逐渐兴起。1984年全国第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促进了易学研究的发展。之后，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易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8月，中国第一个易学研究会——安阳周易研究会成立，标志中国易学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易学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和震撼了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易学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研究易学更是不乏其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80后90后，甚至国外的一些中国文化爱好者，均对易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据2012年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发起和编撰的《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大典--易学卷》收录，当代知名易学学者、爱好者就有二百二十七位，也系统地展示了当代易学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象邵伟华，唐明邦，廖墨香，李书有，张志春，曾仕强等老一辈学者，同时也收录了象梁惟朝，裴翁，谢金龙，毛杰，周汉辉、侯典民等一大批青年学者，是当代易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辞书，更是易学研究的时代鉴证。

易学

这一时期突出的易学家，无疑首推杭辛斋。他在狱中得名家指点，对《周易》有特殊领悟。他先后撰写了《学易笔谈》初集、二集，《读易条识》、《易楔》、《易数偶得》等七种著作，融会象数、义理，开拓新的象数易学理论，成为科学易的先驱者。他广泛引用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近代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知识，论述传统易学中的卦气、纳甲、爻辰、先、后天八卦，河图、洛书等，力图贯通古今哲学、科学、乃至宗教思想。杭辛斋易学思想充分体现了易学研究转轨过程中的博杂现象，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浅层会通，亦反映古代文化的蜕变过程。

清末民初，展现清代易学余绪者尚有刘师培、马其昶、廖平等。他们的易学思想，在文化巨变中大都缺乏新意而为时代呼声所湮没。20世纪最初20年，易学同其他经学一样，面临历史批判的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易学转轨之初步（1919－1949）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严峻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迅速普及。易学研究转轨，体现在四个方面。

人文易学脱颖而出。易学家们受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抛弃封建时代“以传解经”的经学注疏传统，开始用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的易学哲学大体分两支。

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研究《周易》的，首推冯友兰及其《中国哲学史》（1930-1933），他以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周易》哲学，把易学哲学引进高等学府课堂，《周易》哲学令人刮目相看。朱谦之《周易哲学》（1923），用周易阴阳学说，论述宇宙生命的运动变化独具一格。吴康《周易大纲》（1938）、贾丰臻《易之哲学》（1941），都用《周易》原理及象数，论述宇宙运动的永恒性。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坚持西方学术观点，看重《周易》蕴涵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五四”以后成为新方向，实为以科学方法研《易》的拓荒期。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7）、《周易之制作时代》（写于1935年），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周易》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他最先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中国奴隶社会中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方面的社会生活。苏渊雷《周易会通》（1934）、金景芳《易通》（1941）亦相继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分析《周易》哲学思想。宣扬民主精神与社会革新思想。由于他们的努力，《周易》理论研究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相适应。 以史证易，开拓易学研究新视野。是《周易》研究的又一新方向。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26）、《论周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1930）以考古学方法研究《周易》，论证《周易》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将千百年来的经学研究方法远远抛在后面；胡朴安《周易古史观》（1942）、徐世大《周易阐微》（1947），力图从《周易》卦交辞中捕捉史影，以史事证明《周易》卦爻辞的文化内涵，思路开阔，但不乏牵附之处。

易学训诂，别开生面。《周易》一书，文字大奥，向你难读。于省吾、闻一多、高亨等，力图结合甲骨文、金文、古文字学知识，对《周易》卦爻辞所涉及的名物、民俗作考释，还《周易》以本人而目。于省吾《周易新证》（1937）、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1941）、高亨《周易古经通说》《1943）、对《周易》的名称，性质；生产时代，卦爻辞所反映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古代风俗习惯，—一根据古文字、古文献作了考证、注释。他们既不重象数，亦不专谈义理，只在训诂释名、钧沉史事上下功夫，为后学者铺平前进道路。

科学易破块启蒙。乃20世纪易学的新发展。受国外莱布尼兹、玻尔等著名科学家对《周易》象数青睐的影响，中国少近代科学家，独开新风，用近代自然科学成果阐述易学思想，亦以易学象数解释近代科学的某些原理，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易著作，为易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沈仲涛《易卦与代数之定律》）（1924）、《易卦与科学》（1934），成为科学易的拓荒之作。他认为《周易》的每一卦，如同代数几何中的公式，在物理学、天文学中都有妙用。他的著作以英文发表，国内影响不大。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薜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1937）、《超相对论》（为前书之普及本，1964年在台湾重版时改名《易经数理科学新解》）。此书将易学原理归结为易卦方阵演变定律。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以及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都可同易方阵定律契合，此书一出，在易学界和科学界产生极大反响。他主张：“吾愿今之学者治《易》求诸物理，而治物理者求诸八卦。”治科学易者蔚然成风，盖由此时开端。

二十世纪中叶，易学沉寂三十年（1949－1979）1949年后，对传统思想文化实行批判继承。直到60年代初，才在学术界掀起关于《周易》的一次学术讨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率先发表易学论文，《易传的哲学思想》（1960）、《易经的哲学思想》（1961）。接着任继愈、李镜池、李景春、高亨、繁星等纷纷响应，掀起了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的性质，《周易》的哲学思想等学术讨论。1961年李景春发表了《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接着发表续篇（1963），高亨亦发表《周易杂论》（1962）、新版《周易古经今注》（1962）。自1963年起。易学讨论转向《周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个别人物借口反对将《周易》思想现代化，着意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思想批判，传布极左思潮，使这场易学讨论迅速陷于夭折，留下极坏的思想影响。本来在易学讨论中，学者们正准备整理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如尚秉和《周易尚氏学》1963年编成，李锐地《周易探源》，亦于1963年编定，都未来得及出版，就被压下，直到80年代才得以问世。1975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出版，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学术界极左思潮作祟，学者们坚持“潜龙勿用”原则，易学研究实际上形成三十年沉寂的局面。个别学者仍在辛勤耕耘，熊十力的《乾坤衍》，是在1961年问世的，但在学术界并未造成影响。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不过关于《帛书周易》的校释及研究成果，直到12年后才公之于世，当时并未形成研究热潮。

20世纪晚期，易学空前兴盛（1979-1999）

20世纪80年代，易学研究出乎意料地迎来了空前兴盛的局面。1984年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同时掀起了“周易热”。易学队伍不断扩大，周易学会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易学著作、易学刊物纷纷出版，学术研讨会年年举办，甚至一年多次举行，易学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易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周易》今译今注，百花齐放。

近十余年来，《周易》今译、今注，不断翻新。李镜池《周易通义》（1981）、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198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984年重版）是第一批注译著作，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急需读物。1987年，同时有两部新注本出版：宋祚胤《周易注释与考辨》、沙少海《易卦浅释》。此后，随着“周易热”的发展，陆续有新注译本问世，黄寿棋、张善文的《周易译注》（1989）、金景芳的《周易全解》（1989）、周振甫的《周易译注》（199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996）。这批注译本，其注释的深度和精度都大有进步，反映了《周易》研究的新水平。刘大钧、林忠军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989）、高占全的《周易与风水》、《周易传文白话解》（1993），徐于宏《周易全译》（1991）、邓球柏《白话易经》（1993），陈德达、杨树帆的《周易入门》（1999），为广大易学爱好者提供了入门读本。对易学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新涌现了各种《周易》经传注译本，有的长于文字考订，有的长于训诂诠释，有的长于理论评析，创立了《周易》注释的新体例，对《周易》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出多学科、多角度的诠释。

二、人文易空前繁荣。 《周易》的哲学思想，自“五四”以来，就深受重视。冯友兰在致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的《代祝辞》中，称周易哲学为富有辩证思维的“字宙代数学”。“周易热”中首先突出的是《周易》哲学思想。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1980）、吕绍纲《周易阅微》（1991），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1992），罗炽主编的《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1994）、张吉良《周易哲学和古代社会思想》（1996）、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1999），都着力于剖析《周易》哲学，特别看重其以象数思维为特征的民族思维方式。李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着力探讨《周易》理论体系的逻辑问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周易》哲学作唯心或唯物的性质判定，而深入探讨《周易》所启示的民族思维方法及其特色，探讨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逻辑思维的固有特征。《周易》美学思想受到重视，刘纲纪《周易美学》（1992）、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1997），刘纲纪、范明华《易学与美学》（1997），对《周易》美学思想的掘发，填补了易学中的空白。

关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的审视和分析。刘大钧《周易概论》（1986），宋柞胤《周易新论》（1982），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郭树森、张吉良主编《大道之源——周易与中国文化》（1993），罗炽主编《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1995），翟廷*《周易与华夏文明》（1995），周山《周易文化论》（1994），胡道静、戚文主编《周易十日谈》（1992），从不同角度阐述《周易》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1995），发掘了周易卦爻辞中蕴涵的古代诗歌。程振清、何成正《太极思维与现代管理》（1993），周豹荣《周易与现代经济科学》（1989），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管理科学）（1991），余敦康主编《易学与管理》（1997），对《周易》的经世思想、管理思想作了全面阐述，突显了《周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

《周易》和易学研究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价值，成为新时期易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安阳、庐山、西安等地多次学术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深讨。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1991）、《大易集要》（1994），《大易集述》（1998），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第一辑（1992）、第二辑（1993），《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1994），朱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1993）唐明邦主编《周易纵横录》（1986），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1999），张吉良《周易通演》（1999），王炎升《周易经世学新论》（1999），都论述了《周易》和历代易学思想，对新时期人们营建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古为今用的启迪作用，对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姜国柱《周易与兵法》（1997），为易学与现代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尤其是北师大易学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易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巨大作用，令人瞩目。

易学

1973年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1984年在《文物》上公开发表六十四卦经文，同时发表张政*《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书周易》（1984），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帛书周易》研究，成为热潮。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1987）、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1992），韩仲民《帛易略说》（1997），是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事隔10年之后，帛书周易传文开始发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3）、第六辑（1995），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1995），公开发表《帛书易传释文》，共有《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从此，张岱年、饶宗颐、严灵峰、朱伯*、张政*、李学勤、余敦康、张立文、陈鼓应、廖名春、张涛等纷纷发表论文，掀起《帛书周易》研究新高潮。邵国轩《邵氏易数》（1998）对《梅花易数》的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卦序特点、学术渊源等问题都作了论述。1994年发现了楚竹书《周易》，经整理，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关校注，参看丁四新著《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

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科学易巽军突起

《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的《易索》（1998）、邵国轩的《邵氏易数》（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周易》与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多次举办关于周易与风水文化学术研讨会，邵国轩《时尚健康人居堪舆法》（1999）、《邵氏易数》（1998）、《传统风水与现代建筑》等著作，对易学思想与现代建筑风水规划做了全面的论述。

易学

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

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

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

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邵国轩《邵雍评传》（1998）、《邵雍全书注释》（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

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

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新世纪初河北承德袁东峰老师对易学更是大力探索，用数学、哲学、国学等综合自行研究，著述了《袁东峰讲国学易学》等书籍，其中大部分将传统文化和易学相互地结合了起来。

关于易经的研究

《周易》的流派《周易》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巨著，历代都受到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的关注，春秋末期《易传》对《易经》进行了注释及发挥。《易经》及《易传》合称《周易》，易理精湛，是我国哲学及自然科学的胚基。因此，历代探索《周易》者甚多，从先秦至近代注释发挥《周易》之著作竟三千余部，浩瀚的易林形成了中国的易学史系统。其渊博的易理对中国的哲、史、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代哲学家、文史学家，自然科学者们无不奉以为圭臬。《易经》是《周易》的本经，团属儒家的经典，故称为经，为六经之首。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其中，每卦六爻，卦又有卦名与卦辞，爻有爻题与爻辞，因是以筮占形式成书，故未被秦始皇烧毁而得以保留下来。本书主要通过卦、爻辞占卜人事吉凶，客观上是对上古社会的反映，蕴含有一定的哲学雏形。《易传》是继《易经》之后最为闪光的著作，是易林中的明珠，中同文化的瑰宝。《传》对《经》的注释大大地超过了《经》原有的水平，《经》《传》交相辉映，合三千多《周易》系列书籍文献，组成了一部交融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的伟大文献系列，成为炎黄文化的宝贵财富。《易》学是“经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周易》的研究，从汉代开始，大致分为象数派及易理派两大流派，《易传》多以象数解“经”，而《论语》、《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则为义理派不谈象数。受上述影响，对《周易》的研究历代皆分为两大派，汉代为象数派的开山，魏、晋朝为理义派的先河。所谓象数派是以取象(即取八卦所象征的各种物象)来阐述卦辞和爻辞，加“乾”取象为天，“坤”取象为地。在汉代以《易纬》为代表，《京氏易传》及《周易章句》、《焦氏易林》等亦为取象派的典型。取义派是以卦意来解释卦辞及爻辞的，如对坎卦，不取水象而取“陷”义、“险”义，以一阳陷二阴之中;乾卦不取天象，而取“健”义、“刚”义;坤卦不取地而取“柔”，此说以魏晋王弼《周易注》为代表，两派各有特色，对《周易》的研究皆具有积极的意义。宋代大儒朱熹把义理和象数相互发挥，对《易》学的研究起到了互补作用。中医学偏于象数派，但也渗入了理义观点，明?张景岳《类经图翼》著名的《医易义》便是以象数及理义互参立论的典作。对《周易》的研究，以汉代和宋朝为两大代表时期，汉代偏重于训诂，注释而少发挥，比较墨守原文不敢越雷池一步，宋代则不然，敢于大胆发挥，其特点为象义并重，自魏晋王弼择重取义后，受其影响宋朝即分为取象派及取义派两大流派。元明以来，象数派与理义派发生对峙，客观上推进了易学的发展。汉代是易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了许多易学的重要著作，如孟喜的《周易章句》、焦赣的《焦氏易林》、京房的《京氏易传》、苟爽的《周易注》、虞翻的《周易注》等，皆为汉代易学的主干。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及郑玄所注《易纬》八种，亦都是汉代《周易》研究的重要成就，总称为汉易，汉易的特点为以象数解义，故属于象数派。汉代对《周易》研究的主要成就为《易纬》系列问世，“纬”是对“经”的佐翼，六经皆有纬，《易经》之纬为《易纬》，成书于西汉，为易经疏注的名著，经传之羽翼，对《周易》影响很大。惜已佚。后经东汉?郑玄注主要有:《易纬?乾凿度》、《易纬?乾坤凿度》、《易纬?坤灵图》、《易纬?稽览图》、《易纬?乾元序制纪》、《易纬?通卦验》二卷、《易纬?辨终备》一卷。其中以《易纬?乾凿度》、《易纬?乾坤凿度》、《河图纬》、《易纬?坤灵图》等最为有名，《易纬》也是象数派，是《易经》的羽翼，在易学史及哲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中阴阳理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较大。《易纬?乾凿度》、《乾坤凿度》、《坤灵图》，被汉代经师列为《易经》的翼佐(十翼之一)，说明该书在易林中的地位(十翼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易传》:《录》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东汉《易纬?乾凿度》、《易纬?乾坤凿度》、《易纬?坤灵图》)。汉代除《易纬》之外《京氏易传》对《周易》的影响亦较大。除系辞、彖、象之外，《说卦》、《序卦》、《杂卦》及东汉《易纬?乾凿度》，《易纬?乾坤凿度》、《易纬?坤灵图》等在“易林”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总之，汉代对《周易》的主要贡献是郑玄注的《易纬》系列珍籍，以及京房、孟喜、焦赣、虞翻、苟爽、魏伯阳等的《京氏易传》、《周易章句》、《焦氏易林》、《周易往》、《周易参同契》等著作，其影响都很大。此外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宋代大儒朱熹的《周易本义》、程颐的《易传》、元朝?宝巴的《周易奥义》，明清时期王夫子《周易内传》及《周易外传》都是研究《周易》的重要文献。魏晋时期易学的主要功绩是大易学家王弼《周易注》择重取义，对易理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王弼的《周易注》还保留了汉代费直及郑玄的象数观点，并把经传合为一册，对《周易》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唐代易学又称唐易，其主要影响是孔颖达接受了王弼的易理观点，著《周易正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汇聚了易理派的成就，使易理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需要提及宋易，宋代是研究易学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阶段大批研究《周易》的书涌现于世，对《周易》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朱熹的《周易本义》之外(该书为宋以前《周易》研究之集大成)，还有程颐的《易传》，司马光的《温公易说》，赵善举的《易说》，林粟的《周易经传集解》，李杞的《周易祥解》，邵伯温之《易学辨惑》，吴沆的《易璇玑》，项世安的《周易玩辞》，周以夫的《易通》，蔡渊的《易象意言》、魏了翕的《周易要义》、董楷的《周易博义》、丁易东的《周易象义》等对《周易》的研究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宋代?邵雍《皇极经世》，承接了陈抟道士的学术。并有了新的发展，邵氏注重图说，故又称图数之学。那氏并奉献了先天图(六十四卦序图)。北未遂以图说易之风盛行，这和邵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义理派以程熙为代表，其著《易传》为《周易》杰作之一。宋?大儒朱熹易理派及象数派入《周易本义》为宋代以来易学之集大成，乃象数易合著之杰作。明?《五经大全》，采用了程、朱之说，一直沿用至清代。另外，清朝也是易学研究的辉煌时期，研究易学的书籍辈出，而且大多有新的见地。如陈梦雷的《周易浅述》，杭辛膂的《周易笔谈》，朱轼的《周易傅义》，查慎行的《周易玩辞集解》，惠栋的《周易述》，谢维狱的《易象数理分解》，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姚配中的《周易姚氏学》，李光地的《周易观象》，黄宗义的《易学象数论》，任启运的《周易洗心》，表明《周易》的研究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上述除了汉、宋、清朝是《周易》研究的三大高峰之外，唐朝也有七十六家《易》(记载于《唐志》)。元朝、明朝也有不少名作，如元朝?胡震的《周易衍义》，明朝?胡广的《周易大全》，蒋士龙的《周易心灯》。明朝还以图解《周易》为著称，如刘定之的《易经图解》，吕怀的《周易卦变图传》，都说明了历代研《易》之著层出不穷。此外，宋?刘牧的《易数勾隐图》首载河图洛书，以及宋元时期对《周易》的考校，训估等，如宋?蔡渊的《周易经传训解》，元朝?赵访的《周易文诠》，明?董守谕的《卦变考略》都说明历代对《周易》研究极为重视。近代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李镜池的《周易探源》，冯友兰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张立交的《周易思想研究》，刘大钧的《周易概论》等都是研究《周易》的杰作，其中有不少新的发挥。总之，《周易》历代名著甚众，说明炎黄子孙对《周易》是极其注重的。进一步发掘和探索《周易》，是继承发扬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任务。(杨力) 学易经系列之一---易经入门书籍整理最近时有困惑，一个朋友推荐我看易经，从入门的书看起。人往往在寻找某个问题答案的时候，变得非常执着。尽管心里犯嘀咕-这像天书一样的东东，看得下去幺?想是这样想，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以及寻找答案的执著，网购了几本相关的书。买书的时候，特意在网上简单地调查了一番，网友的意见不一、现简单整理如下: 入门 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南怀瑾老先生的书跟讲故事似的，一些基础知识谈笑中就掌握了。 南怀瑾《易经杂说》 徐芹庭《白话易经》(岳麓书社)-徐是南的学生，有人认为他并没有超越师傅、他的书随便翻翻即可，也有初学者十分喜欢、强力推荐的，意见不一，大家自己看着办吧。 也有推荐按廖鸣春在《周易经传十五讲》中提出的一个思路学习入门的--先读黄寿琪、张善文的《周易译注》，再接着读金景芳的《周易全解》，再读南怀瑾， “感觉上黄、张的著作非常平实，不作惊人之语，适合初学者打下一个初步印象;金的著作特点是重视系传的作用，属于传统的以传解经路子……”。 还有推荐王居恭的《周易旁通》，“里面主要讲的是周易的一些概论，写得相当有趣味，还讲了河洛理数的一些基础知道，你想学算命或者想学做人之理，都可以看一下，通俗易懂”…… 进阶 入门的书看完了以后，才可以看: 刘大钧的《周易概论》和《纳甲筮法》加深 再然后读尚秉河的著述-尚秉和 《周易尙氏学》 几位非主流杂家的书，例如谢宝笙，黄道芳(没有书，看的话在网上搜索)和黄凡等，他们虽非主流，但是很有启发的 几位主流的书，例如:金景芳，廖鸣春，李镜池，张其成，李学勤等等。(有网友认为可以粗略看看，“但感觉这些书意义不大，而且有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嫌疑，同时义理一派阐述的易理早就深深地根植在我们的民间了，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你可能都懂，只是没有对号入座而已…”一家之言，仅作参考); 另有人认为如果还要做研究的话-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是最重要的现代人注本之一，相当于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还要看王弼、韩伯康的《周易注》,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清代李光地的《周易折中》也即《御纂周易折中》，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清焦循《雕菰楼易学三书》(《易章句》十二卷、《易图略》八卷，《易通释》二十卷)。如果算命，看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和邵雍的《梅花易数》) 其它(我不知道深浅、所以暂时无法归类了): 《易经系统观》牛实为着释 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 《六壬大法》天干地支，五行 [号外] 个人收集到的 张耀文 所出书籍(我也不是全有) 《三式遁甲家相盘完成図》《十二支応用 家相天子法 全》《遁甲五术面掌篇》《奇门天地书别巻极奥秘诀(全5巻)》《遁甲象意活用事典》-天地门神の配合《奇门遁甲天书评注》《奇门遁甲极奥秘诀(1册)》《透派秘伝 奇门大法心得》《奇门遁甲地书评注》《奇门遁甲天书评注》《奇门四十格典故》《子平象意典故》《紫薇五术面掌篇》《紫薇五术家相篇》《紫薇五术风水篇》《紫薇推命実践命谱》《紫薇斗数鉴法全书》《紫薇斗数推命合婚法》《测字秘考》《七政占星术》《五术占い応用秘伝》《透派五术面掌止観》《六壬三国志-歴史に学ぶ六壬五术》《六壬五术方位篇(乾坤)》《透派秘伝 干支六壬大法》《紫薇究明と実践》《紫薇五术占卜篇》《紫薇五术方位篇》《紫薇五术方剤篇》《紫薇斗数推命术》《五术万年暦》附奇门紫薇六壬断易完成図表《四柱推命実践命谱》《四柱推命术奥义》《滴天髄活用口诀》《子平一得》《徐楽吾の四柱推命》《正统十干 四柱推命术密仪》《透派秘伝 子平推命法》《河洛理数推命术》《方位极秘 奇门遁甲(天地)书评注》《変通星十二运 四柱月运鉴定秘法》《神相秘本 金面玉掌》《金面玉掌记》《干支六壬占法》《透派六壬の三伝法》《紫微阐微录评注》《奇门命理》《五术新论》《五行易》《奇门天地书别券》《奇门遁甲天地全书》《阳宅遁甲图》《金面玉掌记》《紫微斗数风水学》《透派奇门大法(附阳宅天子法)》《五术占卜图表》《继易奇门遁甲图表》《七政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