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求丁玲《在医院中》全文
- 2、延安精神的现实意义有哪些?
- 3、所谓的知青下乡是怎么回事？
- 4、求一则延安红色故事.....拜托各位大神
- 5、抗战后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是通过哪些途径来到延安的?
- 6、革命青年为什么要去延安。100字
求丁玲《在医院中》全文
《在医院中》全文：
十二月里的末尾，下过了第一场雪，小河大河都结了冰，风从收获了的山岗上吹来，刮着拦牲口的篷顶上的苇杆，呜呜的叫着，又迈步到沟底下去了。
草丛里藏着的野雉，便刷刷的整着翅子，更钻进那些石缝或是土窟洞里去。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冰冻了的牛马粪堆上，蒸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可是黄昏很快的就罩下来了，苍茫的，凉幽幽的从远远的山岗上，从刚刚可以看见的天际边，无声的，四面八方的靠近来，鸟鹊都打着寒战，狗也夹紧了尾巴。人们便都回到他们的家：那唯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了。
那天，正是这时候，一个穿灰色棉军服的年轻女子，跟在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后面，从沟底下的路上走来。这女子的身段很伶巧，又穿着男子的衣服，简直就象一个末成年的孩子似的，她在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的探照荒凉的四周。
“我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将来麻烦你的时候一定很多，总请你帮忙才好啦，李科长！你是老革命，鄂豫皖来的吧？” 她现在很惯于用这种声调了，她以为不管到什么机关去，总得先同这些事务工作人员弄好。
在学校的时候，每逢到厨房打水，到收发科取信，上灯油，拿炭，就总是拿出这末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倒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其轻松的。 走在前边的李管理科长，有着一般的管理科长不急不徐的风度，俨然将军似的披着一件老羊皮大衣。
他们在有的时候显得很笨：有时却很聪明。他们会使用军队里最粗野的骂人术语，当勤务员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微妙的送一点鸡，鸡蛋，南瓜子给秘书长，或者主任。这并不要紧，因为只由于他的群众工作好，不会有其它什么嫌疑的。
他们从那边山腰又转到这边山腰，在沟里边一望，曾闪过白衣的人影，于是那年轻女子便大大的嘘了一口气，象特意要安慰自己说：“多么幽静的养病的所在啊!”
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末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
跟在管理科长的后边，走进一个院子，而且走进一个窑洞。这就是她要住下来的。这简直与她的希望相反，这间窑决不会很小，决不会有充足的阳光，一定还很潮湿。
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窖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象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她看见她小皮箱和铺盖卷已经孤零零的放在那冷地上。
这李科长是一个好心的管理科长，他在动手替她把那四根柴柱支着的铺整理起来了。 “你的被这样的薄!”他抖着那薄饼似的被子时不禁忍不住的叫起来。队伍里像这样薄的被子也不多见的。 她回顾了这大窑，心也不觉的有些忐忑，但她是不愿向人要东西的。
她说：“我不大怕冷。” 在她的铺的对面，已经有一个铺得很好的铺，他告诉她那是住着一个姓张的医生的老婆，是一个看护。于是她的安静的，清洁的，有条理的独居的生活的梦想又破灭了。但她却勉强的安慰自己；“住在这样大的一间窑里，是应该有个伴的。”
那位管理利长不知怎样一搞，床却碎在地下了。他便匆匆的走了，大约是找斧子去的吧。 这年轻女子便蹲在地上将这解体的床铺诊治起来，她找寻着可以使用的工具，她看见靠窗户放有一张旧的白木桌。假如不靠着什么那桌子是站不住的，桌子旁边随便的躺着两张凳子。
这新办不久的医院里的家具，也似乎是从四方搜罗来的残废者啊！ 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发走这目前的无聊的时光呢，那管理科长又没有来?她只好踱到院子里去。院子里的一个粪堆和一个草堆连接起来了，简直没有插足的地方。
两个女人跪在草堆里，浑身都是草屑，一个掌着铡刀，一个把着草束，专心的铡着，而且播弄那些切碎了的草。 她站在她们旁边，看了一会，和气地问道：“老乡!吃过了没有?” “没坐啦！”于是她们停住了手的动作。
好奇的，呆呆的来打量她，并且有一个女人就说了：“呵！又是来养娃娃的呵!”她一头剪短了的头发乱蓬得象个孵蛋的母鸡尾巴。而从那头杂乱得象茅草的发中，露出一块破布片似的苍白的脸，和两个大而无神的眼睛，有着鱼的表情。 “不，我不是来养娃娃的。是来接娃娃的。”
在没有结过婚的女子一听到什么养娃娃的话，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 在朝东那面的三个窑里，已经透出微弱的淡黄色的灯光。有初生婴儿的啼哭。这是她曾熟悉过的一种多么挟着温柔和安慰的小小生命的呼唤呵。
这呱呱的声音带了无限的新鲜来到她胸怀，她不禁微微开了嘴，舒展了眉头，向那有着灯光的屋子里，投去一缕甜适的爱抚：“明天，明天我要开始了!” 再绕到外边时，暮色更低的压下来了。沟底下的树丛只成了模糊的一片。
远远的半山中，穿着一条灰色的带子，晚霞在那里飘荡。虽说没有多大的风。空气却刺骨的寒冷。她只好又走回来，她惊奇的跑回已经有了灯光的自己的住处。管理科长什么时候走回来的呢。她的铺也许弄妥当了。她到屋里时，却只见一个穿黑衣的女同志端坐在那已有的铺上，就着一盏麻油灯整理着一双鞋面，那麻油灯放在两张重叠起来的凳上。
“你是新来的医生，陆萍么?”当她问她的时候，就象一个天天见惯了的人似的那末坦直和自然，随便的投来了一瞥，又去弄她的鞋面去了。还继续的哼着一个不知名的小调。 她一点也没有注意从这新来的陆萍那里是送来了如何的高兴。
她只用平淡的节省的字眼在回答她。她好象一个老旅行者，在她的床的对面，多睡一个人或少睡一个人或更换一个人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波动的，她把鞋面翻看了一目之后，便把铺摊开了。却又不睡，只坐在被子里，靠着墙，从新又唱着一个陕北小调。
陆萍又去把那几根柴柱拿来敲敲打打，怎末也安置不好，她只好把铺开在地上，决心熬过这一夜。她又坐在被子里，无所谓的把那个张医生的老婆打量起来了。
她不是很美丽吗，她有一个端正的头型，黑的发不多也不少，五官都很均正，脖项和肩胛也很适衬：也许正是宜于移在画布上去的线条，可是她仿佛没有感情，既不温柔，也不凶暴，既不显得聪明，又不见得愚蠢，她答应她一些话语，也述说过，也反问过她，可是你是无法窥测出她是喜悦呢，还是厌憎。
忽然那看护象被什么针刺了似的，陡的从被子里跳出来了，一直冲了出去。陆萍听见她推开了间壁的老百姓的门，一边说着些什么，带着高兴的走了进去，那曾因她跑走时鼓起一阵大风的被子，有大半拖在地上。
现在又只剩陆萍一个人。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她蜷卧在被子里，也不敢脱衣裳，寒冷不容易使人睡着。她不能不想到许多事，仅仅这一下午所碰到的也就够她去消磨这深夜的时候了。
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楼阁中睡去，可是窑对面牛棚里的牛，不断的嚼着草根，还常常用蹄子踢着什么。她再张开眼时，房子里已经漆黑，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熄灭，老鼠便更勇敢的迈过她的头。
很久之后，才听到间壁的窑门又开了。医生的老婆便风云叱咤的一路走回来，门大声的响着，碰倒了一张凳子，又踩住了自己的被子，于是她大声的骂“狗禽的，操他奶奶的管理员，给这末一滴儿油，一点便黑了，真他妈拉格厌!”
她连串的熟悉的骂那些极其粗鲁的话，她从那些大兵们学的很好，不过即使她这末骂着的时候，也并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憎恨，或是显得猥亵。 陆萍这时一声也不响，她从嘴唇的动弹中，辨别出她适才一定吃过什么很满意的东西了。
那看护摸上床之后，头一着枕，便响起很匀称的鼾声。 二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依照她父亲的理想，才进去了两年，她自己就感到她是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到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仍整整住了4年。
八一三的炮火把她投进了战争，她到伤兵医院去服务，耐心的为他们洗换，替他们写信给家里，常常为了一点点的须索奔走。她象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他们。他们也把她当着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他们伤好了，她为他们愉快。
可是他们走了，有的向她说了声再会，也有来一封道谢的信，可是也就不会再有消息。她便悄悄的拿回那寂寞的感情，再投掷到新来的伤兵身上。这样的流浪生活，几乎消磨了一整年，她受了很多的苦，辗转的跑到了延安，才做了抗大的学生。
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的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她很年轻，才20岁，自恃着聪明，她满意这生活，和这生活的道路。
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在抗大又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而这时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了，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40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而且医务工作应该成为她终身对党的贡献的事业。
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主任的决心，就是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也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盯着她谈。
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要她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又重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产婆，或者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
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己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好只去做一年。
而且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基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得很久。他对医务完全是外行。
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象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钉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
但他是很忙的，他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得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于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也并不动手作别事。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却又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
表观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他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 把过去历史，做过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
他是多么想到连上去呵。 从指导员房里出来之后，在一个下午还遇了几个有关系的同事。那化验室的林莎，在用一种怎样敌意的眼睛来望她。林莎有一对细的弯的长眼，笑起来的时候眯成一条半圆形的线，两角往下垂，眼皮微微肿起，露出细细的引逗人的光辉。
好似在等着什么爱抚，好似在问人：“你看，我还不够漂亮么?”可是她对着刚来的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她的脸有很多的变化，有时象一朵微笑的花，有时象深夜的寒星。她的步法非常停当。
用很慢的调子说话，这种沉重又显得柔媚，又显得傲慢。 陆萍只憨憨的对她笑，心里想；“我会怕你什么呢，你敢用什么来向我骄傲?我会让你认识我。”她既然有了这样的信心，她就要做到。 又碰到一个在抗大的同学，张芳子，她在这里做文化教员。
这个常常喜欢在人面前唱唱歌的人，本来就未引起过她的好感的。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的懒惰的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怎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的，可是她却很少朋友，这并不会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她象一个没有骨头的人。
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陆萍在刚看见她时，还涌起一阵欢喜，可是再看看她那庸俗的平板的脸孔时，心就象沉在海底下似的那末平稳，那末凉。
她又去拜访了产科主任王梭华医生，她有一位浑身都是教会女人气味的太太——她是小儿科医生。她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象一个受惩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
只有她丈夫给了陆萍最好的印象，这是一个有绅士风的中年男子，面孔红润，声音响亮，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的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她是乐意和这人合作的。
她不敢在那里坐的很久，那位冷冷的坐在侧边的夫人总使她害怕，即使在她和气和做得很明朗的气氛之下，她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不管这种种的现象，曾给与她多少不安和傍徨，然而在睡过了一夜之后，她都把它象衫袖上的尘土抖掉了。
她理性的批判了那一切。她又非常有原气的跳了起来，她自己觉得她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担当一切。她说，让新的生活好好的开始吧。每天把早饭一吃过，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故，她可以不等主任医生，就轮流到五间产科病室去察看。
这儿大半是陕北妇女，她们都很欢迎她，每个人都用担心的，谨慎的眼睛来望她，亲热的喊着她的名字，琐碎的提出许多关于病症的问题，有时还在她面前发着小小的脾气，女人的爱娇。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
像这样的情形在刚开始，也许可以给人一些兴奋和安慰，可是日子长了，天天是这样，而且她们并不听她的话。她们好象很怕生病，却不爱干净，常常使用没有消毒过的纸，不让看护洗濯，生产还不到三天就悄悄爬起来自己去上厕所，甚至她们还很顽固。
实际她们都是做了母亲的人，却要别人把她们当着小孩子看待，每天重复着那些叮咛的话，有时也得假装生气，但结果房子里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有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
她没办法，只好带上口罩，用毛巾缠着头，拿一把大扫帚去扫院子。一些病员，老百姓，连看护在内都围着看她。不一会，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
谁也不会感觉的有什么抱歉。 除了这位张医生的老婆之外，还有一位不知是哪个机关的总务处长的老婆也在这里。她们都是产科室的看护，她们一共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可以认几十个字，记得十几个中国药名。
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可是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压迫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自然这里面也不缺少真正的觉悟，愿意刻苦一点，向着独立做人的方向走。
一到下午，她就要变得愉快些，这是说当没有产妇临产而比较空闲的时候。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
她得到过一些拥护，常常有些医生，有些看护来看她，找她谈话，尤其是病员，病员们也听说了她常常为了他们的生活管理，和医疗的改善与很多人冲突，他们都很同情她，但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在看着是不成问题了的。
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很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中就太显的不平凡。但做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进产利室，她便会指点着：“你看，家具是这样的坏。
这根唯一的注射针已经弯了。而医生和院长都说要学着使用弯针，橡皮手套破了不讲它，不容易补，可是多用两三斤炭是不可以的。这房子这样冷，如何适合于产妇和落生婴儿……”她带着人去巡视病房，好让人知道没有受过教育的看护是不行的。
她形容这些病员的生活，简直是受罪。她替她们要清洁的被袄，暖和的住室，滋补的营养，有次序的生活。她替他们要图画、书报，耍有不拘形式的座谈会，和小型的娱乐晚会……… 听的人都很有兴趣的听她讲述，然而除了笑一笑以外再没什么有用处的东西。
然而也决不是毫无支持，她有了两个朋友。她和黎涯是在很融洽的第一次的接谈中便结下了坚固的友谊。这位在外科室做助手的同属于南方的姑娘，显得比她结实、单纯、老练。她们两人谈过去，现在，将来，尤其是将来。她们织着同样的美丽的幻想。
她们评鉴着在医院的一切人。她们奇怪为什么有那末多的想法都会一样，她们也不去思索，便又谈下去了。 除了黎涯之外，还有一位常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的外科医生郑鹏。他在手术室里是位最沉默的医生。
他不准谁多动一动。有着一副令人可怕的严肃面孔，他吝啬到连两三个宇一句的话也不说，总是用手代替说话。可是谈起闲天来便漫无止境了，而且是很长于描绘的。
每当她在工作的疲劳之后，或者当感觉到在某些事上，在某些环境里受着一些无名的压迫的时候，总不免有些说不出的抑郁，可是只要这两位朋友一来，她可以任情的在他们面前抒发，她可以稍稍把话说的尖刻一点，过分一点，她不会担心他们不了解她，歪曲她，指摘她，悄悄去告发她。
她的烦恼便消失了，而且他们计划着，想着如何把环境弄好，把工作做的更实际些。两个朋友都说了她：说她太热情，说热情没有通过理智便没有价值。 她们也谈医院里发生的一些小新闻，譬如林莎到底会爱谁呢?是院长，还是外科主任，还是另外的什么人。
她们都讨厌医院里关于这新闻太多或太坏的传说，简直有故意破坏院长威信的嫌疑，她们常常为院长和林莎辩护，然而在心府里，三个人同样讨厌着那善于周旋的女人，而对院长也毫不能引起尊敬。尤其在陆萍，几乎对林莎有着不可解释的提防。
医院里还传播着指导员老婆打了张芳子耳光的事。老婆到卫生部去告状，所以张芳子便被调到兵站上的医务所去了。而且大家猜测着她在那里也住不长。她会重复着这些事件。
医院里大家都很忙，成天嚷着技术上的学习，常常开会，可是为什么大家又很闲呢，互相传播着谁又和谁在谈恋爱了，谁是党员，谁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问题，那就有嫌疑!
现在也有人在说陆萍的闲话了，已经不是关于那些建议的事，她对于医院的制度，设施，谈得很多，起先还有人说她放大炮，说她热心，说她爱出风头，慢慢也成了老生常谈，不人为人所注意。纵使她的话还有反响，也不能成为不可饶赦，不足以引起诽谤。
可是现在为了什么呢，她竟常常被别人在背后指点着，甚至躺在床上的病人，也听到一些风声，暗暗的用研究的眼光来望她。 但敏感的陆萍却一点也没有得到暗示，她仍在兴致很浓厚的去照顾着那些产妇，那些婴儿，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须索，去同管理员，总务处，秘书长，甚至院长去争执。在寒风里，束紧了一件短棉衣，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脸都冻肿了。
脚后跟常常裂口。她从没有埋怨过。尤其是夜晚。有大半数的夜晚她得不到整晚的睡眠，有时老早就有一个产妇等着在夜晚生，有时半夜被人叫醒，那两位看护的胆子很小，黑夜里不敢一人走路，她只好就在那可以冻死人的深夜里到厨房去打水。
接产室虽然烧了一盆炭火，而套在橡皮手套的手，常常冰得发僵，她心里又急，又不敢露出来，只要不是难产，她就一个人做了，因为主任医生住得很远，她不愿意在这样的寒夜里去惊醒他。 她不特是对她本身的工作，仍然抱着服务的热忱，而且她很愿意得到更多的经验在其它的技术上，所以她只要逢到郑鹏施行手术的时候，恰巧她又没有工作，她便一定去见习。
她以为外科在战争时期是最需要的了。假如她万不得已一定要做医务工作的时候，做一个外科医生比做产婆好得多，那末她可以到前方去，到枪林弹雨里奔波忙碌，她总是爱飞。总不满于现状。最近听说郑鹏有个大开刀，她正准备着如何可以使自己不失去这一个机会。
记挂着头天晚上黎涯送来的消息，等不到天亮就醒了。也因为五更天特别冷，被子薄，常常会冷醒的。一醒就不能再睡着。窗户纸透过一层薄光，把窑洞里的物件都照得很清楚。她用羡慕的眼光去看对面床上的张医生的老婆。
她总象一个在白天玩的太疲倦了的孩子似的那末整夜喷着平匀的呼吸，她也同她一样有着最年轻的年龄，她工作得相当累，可是只有一觉好睡，她记得从前睡也会醒，却醒的迷迷糊糊，翻过身，挡不着瞌睡的一下就又睡着了。
然而睡不着，也很好，她便凝视着淡白的窗纸而去想起许多事，许多毫不重要的事，平日投有时间想这些，而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却是一种如何的享受啊!她想着南方的长着绿草的原野，想着那些溪流，村落，各种不知名的大树。
想着家里的庭院，想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家里屋顶上的炊烟还有么?屋还有么?人到何处去了?想着幼小时的伴侣，那些年轻人跑出来没有呢?听说有些人是到了游击队……她梦想到有一天她到那地方，她呼吸着那带着野花，草木气息的空气，她被故乡的老人们拥抱着，她总希望还能看见母亲。
她离家快三年了，她刚强了许多，但在什么秘密的地方，却仍需要母亲的爱抚啊!…… 窗户外无声的飘着雪片，把昨天扫开的路又盖上了。催明的雄鸡，远近的啼着，一阵阵的号音的练习，隐隐约约传来。
于是她使又想着一个问题：“手术室不装煤炉如何成呢?”她烦恼着院长了，他只懂得要艰苦艰苦，却不懂医治护理工作的必需有的最低的条件。她又恨外科主任，为什么她不固执着一定要装煤炉，而且郑鹏也应该说话，这是他们的责任，一次两次要不到，再要下呀!她觉得非常的不安宁，于是她爬了起来，她轻轻的生火，点燃灯，写着恳求的信去给院长。
她给黎涯也写了一个条子，叫她去做鼓动工作，而她上午是不能离开产科病室的。她把这一切做完后，天便大亮了，她得紧张起来，她希望今天下午不会有临产的妇人，她带着欢喜的希企要去看开刀啊！ 黎涯没有来，也没有回信。
她忙着准备下午手术室里所需要的一切。假如临时缺少了一件东西，而影响到病人生命时，则这责任应该由她一个人负担。所以她得整理全个屋子，把一切都消毒过，都依次序的放着，以便动用时的方便。
她又分配了两个看护的工作，叮咛着她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她是一点也不敢懈怠的。 郑鹏也来检查了一次。 “陆萍的信你看看好么?”黎涯把早晨收到的纸条给他。“我想无论如何在今天是不可能。也来不及。
她要求再去学习白事被准许了。她离开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化冰，然而风刮在压上已不刺人。她真真地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这里。
虽说黎涯币郑鹏都使她留恋，她却只把那个没有双脚的人的谈话转赠给他们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芒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扩展资料：
丁玲的《在医院中》，陆萍的遭遇表征着作为新政权雏形与象征的解放区,法律、条文上的性别平等并未深入社会机制和妇女的思想意识与日常生活，女性整体上依然处于精神匮乏、价值缺失和无法获得类的存在的生存状态。
陆萍的悲剧揭示了将女性解放等同或捆绑于民族国家解放的狭隘和困境，将民族国家解放后妇女解放之路将走向何处的问题揭示了出来。
启示新的历史背景下,女性解放应在主体精神和社会文化价值的维度确立女性的主体存在，发展女性独立的个性和丰富的人性,实现女性自由、自觉的类本质。而反观现实，这也正是文本对当下女性解放的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书城》首次披露丁玲《在医院中》的检讨残稿
延安精神的现实意义有哪些?
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升华，是革命精神的继承，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延安精神永放光芒！这不是几句空洞口号，它揭示出延安精神永不过时，在当今社会有着伟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延安革命时期，革命者绝大多数是20多岁的年轻人；国统区富有爱国主义情怀的知识青年，冒着连天烽火来到了延安。
至上世纪40年代初期，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与知识分子就达到了40000余人，其中南洋华侨青年有600多人。因此，延安精神是年轻人火热激情的精神。如果我们现在的“延安精神研究”吸引不了年轻人，那就是没有领悟到延安精神的“精气神”。
许多人一提起延安精神，总不由自主地以怀念历史为主线，以宣传历史人物为主要工作，而对当代延安精神的实践人物、事件、成果则提得很少很空洞，甚至让人产生今不如昔的感觉。而事实上，当今延安精神最大的意义就是现实的指导作用。
延安精神放射着时代的光芒，只有全面深刻理解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并以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引领和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才不辜负伟大的延安精神。
一要与崭新时代结合，继续引领社会。延安精神是传统民族精神的升华，它打破了当时社会占主体的封建迷信思想，而将一种革命的、先进的思想注入传统优秀的民族精神，从而形成崭新的延安精神。当今的延安精神也应积极破旧立新，继续起到引领时代发展的作用。
所谓的知青下乡是怎么回事？
1、广义泛指下放到农村、掌握一定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2、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
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估计在约1200至1800万之间。
扩展资料
“文革”中最早要求下乡的红卫兵是北京的蔡立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当时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下乡上山”，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就业，加强农业生产。
1955年9月，毛泽东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标志着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在全国范围内启动，1956年那一年，全国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或志愿或被动员加入了垦荒队伍。
整个50年代，中央没有专门机构统筹管理，当时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组织进行。1962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
资料显示：至“文革”开始前，全国共有城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人，占全部下乡人数的65.6%。
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间，最有影响的当属河北的邢燕子、侯隽和江苏的董加耕。1964年12月26日，董家耕、邢燕子受邀参加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设的小型生日宴。他们的座位紧靠毛的左右两侧。
席间，毛泽东问他俩的文化程度，并多次给他俩夹菜劝餐。侯隽的成长也得到周恩来的关注。他们是那一代下乡知青中的幸运儿。
1966年蔡立坚18岁，是北京市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红卫兵大串连时，她随该校一支长征队去延安串连，途经山西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蔡立坚见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农民过的日子很苦。
她觉得这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琢磨自己该不该留下来在这里插队。一直到长征队已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她毅然告别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山区。办过一系列手续后，1968年3月，她正式成为这里的一名新社员。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一中的10名毕业生，前往内蒙古西乌珠峰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起程的那天清晨，他们汇集到天安门前，面对毛主席巨幅画像，宣读了誓词，这是首都第一批奔赴内蒙大草原的红卫兵。
1968年2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55名红卫兵摘下袖章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首都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这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会青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大量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及一些受运动冲击的“专政对象”。
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世界屋脊的西藏，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知青下乡
求一则延安红色故事.....拜托各位大神
子深情 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旧居前的那棵柳树旁，陈列着这样一张历史照片。照片中既没有鲜花河流的背景，也没有蓝天白云的衬托，只有几孔旧窑洞依稀可见。照片的中央，站着衣着简朴的毛泽东和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毛岸英。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深情的目光。依偎在父亲身边的毛岸英，他那张过早经历了生活磨难的年轻面孔，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和腼腆。每当观众朋友们参观到这里时，都会停住脚步久久地凝视这张照片，似乎想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中，探寻当年一代伟人对儿子的那份深深的父爱和希望。 那是1946年1月8日的下午，当分别了近20年的毛岸英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时，主席仔细地打量着儿子：个头比自己还要高，英俊的眉宇间，既透出妈妈的秀气，又继承了父亲的气质。主席慈祥的笑了。 谈话间，师哲提出给毛泽东父子照张相，主席点头同意，于是历史的瞬间凝聚在镜头里，为我们后人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 当主席望着儿子白白净净的书生面孔时，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于是毛岸英遵照父亲的教导，自己背着行李，带着小米和劳动工具，徒步去了10多公里外的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毛岸英背着自己生产的金黄金黄的小米，也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回到延安，交了一份令父亲十分满意的“答卷”。主席望着儿子黑里透红的脸和布满厚茧的双手，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爱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主席对子女的爱是深沉、细腻而严格的。当童年的岸英跟着母亲杨开慧坐牢时，他焦急牵挂；少年的岸英领着弟弟流浪于上海街头时，他委托组织四处寻找；岸英留学时，他写信寄书，勉励教育；在延安时，他严格要求岸英，不能吃小灶和中灶饭，只能拿着碗筷到大灶就餐；教育岸英不能有任何的优越感，主席的儿子和农民的儿子是一样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让儿子回湖南老家，看望邻里乡亲，看一看开慧妈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送子出征，投入到解救朝鲜人民的火热战斗中；当岸英血洒异国疆场的噩耗传入国内时，这位父亲忍受着失去爱子的巨大悲痛，说出了感天地、泣鬼神的话语：“岸英是我的儿子，可他首先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死得其所，死得值得！”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高尚的情感啊！ 几十年过去了，伟人们相继离开了我们，可王家坪毛泽东旧居前的那棵老柳树却依然默默地守护着这张照片，诉说着凝结于这张照片中的父子深情。 信念的力量 在民族空前危机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来自延安的政治主张，唤醒了敌后的千千万万进步青年。 “到延安去！”成了当时中国最时髦的口号和最能体现自己政治觉悟的见证……这样，跨越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就成了抗战时一道亮丽的风景…… 当时有诗人是这样形容奔赴延安的决心和阵容：“万重山，险又难，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那些在长途跋涉、穿越封锁线的青年，用更激昂的诗句相互鼓励着前进：“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去……” 31岁的陈学照，留学法国，博士学位。她后来回忆说：“我对国民党没有一丝一毫的幻想，在他们那里，看到的只是贪污腐化。”苦闷和仿惶中，她来到延安。但延安的艰苦生活和文化差异，使这位身穿法式大衣，头戴贝雷帽的女记者，不久离开延安去了重庆。但在那里，腐败的社会，艰难的生计又使她第二次重返延安，这一次，她再也没有想到离开延安……后来，她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位有博士学位的女党员。颇有名气的上海青年摄影家吴印咸，应邀参加《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的摄影，来延安前他明确表示拍完片子就回上海。等片子拍完后，不想赤化的吴印咸竟向党组织递上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统计，通过他们这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超过1万人，仅1935年3个月，就有2300多进步青年从这里奔向光明……这份保存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投奔者名单，不少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和爱国青年，他们中有：茅盾、艾青、高士其、萧三、刘白羽、华君武、贺敬之……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一到延安，就如鱼得水展示出旺盛的生命之花…… 那时的延安，物质生活并不富有，延安，你是怎样让他们义无反顾地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柯仲平在1939年写的《延安与青年》一诗给予了明确的回答。诗中写道：“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怕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这首诗生动地说明，这种力量不是别的，就是共同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正是靠着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路线，靠着广大共产党员无私无畏、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才成为理想的化身，中国的希望，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历史的瞬间 这幅照片，拍于1939年的联防司令部，照片上的毛泽东穿着打了补丁的裤子，神情自若地给八路军120师团以上的干部作报告。毛泽东很善于演讲，当他正扳着手指一、二、三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延安电影团的摄影师吴印咸同志按下了快门，为人们留下了这幅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是他将这历史的瞬间留传至今，一代伟人朴素的精神风貌由此在全世界人民的脑海中定格。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陕甘宁边区及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重重困难，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怎么办？毛泽东问大家：“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共产党人响亮的回答。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在边区展开了。在那自力更生、共渡难关的日子里，毛泽东以身作则，他不仅亲自下地种田，而且还带头勤俭节约，每月只有5元津贴费和3元菜金，住窑洞，吃小米，穿粗布衣。 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来临了，战士们都穿上了又暖和又整齐的新棉衣，可主席穿的依然是那件已经穿了4个年头的旧棉袄，两个胳膊肘上也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袖口都露出了棉花。当毛主席穿着补有大块补丁的衣服到中央各部门和马列学院、抗大等单位开会、讲课时，同志们都很有意见。纷纷批评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警卫员满肚子委屈。同志们的意见反映到中直管理局，管理局领导认真研究后，到沟萍布店扯了几尺蓝丝布，给主席做了一件新棉衣。 棉衣做好后，主席说什么也不肯穿，警卫员贺清华灵机一动，干脆趁主席休息的时候，把新的送进去，旧的拿出来。主席起床后，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棉衣，床边却放了一件新棉衣，便在窑洞里呼唤警卫员，几个警卫员紧张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进去。主席唤起名字来：“贺清华！”没有办法，贺清华只得硬着头皮进去。“这是哪儿来的？”主席指着棉衣问。贺清华低着头说：“是，是管理局给主席做的。”主席生气地说：“为什么？我有棉衣穿，为什么要缝新的？”贺清华连忙解释：“主席，我想把你那件拆洗一下，结果拆下来洗时，一搓烂一块，一搓烂一块，等洗干净再去补的时候，那布真的是缝不起来了，实在是糟得连针线也挂不住了。”主席看着贺清华无奈的神情，说：“那你说怎么办？”贺清华赶紧说：“主席，已经做好了，你就穿上吧。”“那不行！”主席严厉的说，“这样吧，你去把这件退回去，给我领一件和战士们穿的一样的粗布棉衣。” 一代伟人，朴素浑如田舍翁，才使摄影大师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吴印咸老人为这幅照片取了一个普通而又寓意深刻的名字———那就是艰苦创业！ 毛泽东和小青马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里，陈列着一匹昂首挺立、雄姿勃发的白色骏马。这匹马满身白毛中杂有少许斑点，首尾长187厘米，高132厘米，它四蹄直立，马头高昂，那栩栩如生的神态好似正在等待出征的主人，一旦抖动缰绳，便扬蹄而去。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转战陕北时骑过的小青马。 当时，中央机关还没有汽车，中央首长外出时，总是要骑马或步行，为了给主席物色一匹好马，中共西北局派人到三边草地去选购，马由几位回民兄弟送到延安后，中央办公厅派毛主席的警卫员贺清华去验收。一匹是小青马，另一匹是白嘴头的小红马，据送马的老乡介绍，这两匹马属川马品种，个头虽小，但力气大，走起路来平稳，速度快，性情也温顺老实。贺清华分别骑上跑了几圈，果然不错，于是将小青马留给了毛泽东主席，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副主席。从此，小青马成了主席工作上的好帮手。 每当我们看到这匹马，就仿佛看到了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1947年。这一年3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部23万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发起了重点进攻，当时我驻守边区的部队只有2万多人，而蒋军则十倍于我，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毛主席于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这时候，小青马成了主席唯一的交通工具。一次马掌掉了，主席硬是坚持徒步行军，生怕把马蹄磨坏了；小青马也似乎明白自己的责任重大，每次都要等主人坐稳当以后才迈动四蹄，既灵敏又稳当。说停就停，说走就走。 主席骑上这匹骏马，越过座座高山峻岭，跨过条条大河深谷，穿越高原战火的烟尘，挥鞭指点万里江山！40天内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打得胡宗南部丢盔弃甲，狼狈不堪。 转战陕北期间，主席行程1000公里，12座县城，上千个村镇，在毛主席乘坐的这匹小青马身后，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时光似流水，岁月如穿梭！转眼间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小青马同它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并没有忘记它的功劳，将其以军功马的身份送往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岁月的流逝，马的岁口渐渐增大，小青马的毛色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据动物园的档案记载，1962年小青马临终时，向着主席居住的中南海方向长嘶三声，伏地而亡。似乎最后向主人告别说：“我去了，多保重！”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革命纪念馆对外展出。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小青马仍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光荣的历史，向每一位观众讲述着当年毛泽东扬鞭定乾坤的峥嵘岁月。
抗战后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是通过哪些途径来到延安的?
1.由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而来 2.通过党直接邀请而来 3.看到报刊上根据地学校的招生简章而来 4.由进步的社会名人介绍而来
革命青年为什么要去延安。100字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这是７０年前作家何其芳对延安的描绘。
其实延安原本只是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镇，几百年来一直处于贫瘠、封闭、破败不堪的状况。北宋范仲淹驻守这里时曾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燕去无留意”的诗句。但是在７０年前，这里却“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
动因：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
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曲“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就源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初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迁到延安，寂静的小镇从此变成了革命的圣地。
在当时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参加报效祖国的工作，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在这里却没有得到回应。有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且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担保就不让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一位上海青年曾回忆道：“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在陪都重庆，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这一切都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
而中国共产党却坚决抗日、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延安还有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丁玲在１９３７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一些丧失了工作和学习机会，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的人，似乎也在这里看到了光明。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感到，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
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当时很多青年是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等书中了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画家看过书后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军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并且辞掉了在上海一家银行的工作，经香港、广州、重庆和西安，辗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就这样，伴着连天烽火，冲破重重险阻，“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活泼、聪明，全是黄帝的优秀子孙”。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这股潮流进入高峰，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６万人，延安一时间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
途径：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障碍，只需要体力的付出就能到达目的地。因为１９３７年下半年到１９３８年上半年，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表面上共同抗日，反共的真面目尚未暴露，对延安也没有进行封锁。那一段时间，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畅通无阻，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歌声、笑声不断。但是到了１９３８年秋天，情况发生变化，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路上分段设卡，盘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务抓去，下落不明。
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二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为吸引知识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过北方局、长江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以及一些进步团体、新闻媒介和社会名流引导疏通，组织知识分子前往延安。由于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很多，他们虽有革命愿望和抗日热情，但毕竟未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训练，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思想状况更是复杂多样。因此，怎样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他们培养成坚强的抗日干部，就成为根据地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把干部教育作为工作重点，把创建干部学校作为增加抗日力量的一个办法。于是，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办起了各类干部学校。仅在延安，就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十几所院校，而且大都面向全国招生，在各地的报刊上刊登招生简章。
１９３７年９月５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由校长成仿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