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依附关系？
中国早期的知识阶层--士，关注的是政治伦理，是如何治国平天下，而不像古希腊知识人士那样热衷于探寻自然规律，也不同于古印度僧侣阶层执着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不懈追问。
这就决定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尴尬角色：一方面，他们秉持“道尊于势”的理念，为民代言，企图抑制王权扩张；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独立的组织力量，要依靠王权来向民众传道以达求政治和谐。这样就经常落得两边不讨好。
就个人的人生而言，也是糟糕得很，成天背负着自己根本胜任不了也不该担当的“救民于水火”、“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还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生活过得毫无乐趣可言。更有甚者，常常落入“要么成为王权的走狗帮闲，要么成为王权的打击对象，成为落水狗”的可悲境地。
反观西方的两股不同路向的知识人士，却都发展出了各自独立于政治王权的成果和精神领地，成为可抗衡王权的巨大力量--科学与宗教。
西方知识阶层具有“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超然智慧，使其获得了专属于自身的独立力量。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爱因斯坦说“方程对我来说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当前的,而方程却是永恒的”。这充分彰显出西方知识分子对自身力量无与伦比的信心。
两相对比，中国知识分子则尤显依附、软弱、迂腐！
总结起来，中国知识阶层的悲剧，源于两个不当：
第一、知识领域选择不当，离政治太近，必然容易触碰权力。
第二、角色定位不当，身在学堂，心却在朝野。不能专心致力于学问、学理本身，而是经常跳出来，指点江山。侵入政治家的领地。而且还要既为帝王师又成救民神，实在是角色错乱之极。怎能不自陷于泥潭。说得严重一点，就是自投火海。
两个不当，从心理上分析，首先是“功名心重”使得眼界变浅，关注点只在现世此生，而且又不甘于清心寡欲的只做学问，非得要向君王权贵们讨一点封赏，向朝野广众争一付名头。功名心太重，随着就又生出“不专注”、“不自知”、“不自制”三个要命的毛病来。不能专注于学问本身，不知道自身的力量边界，控制不住自己的热乎劲，非要越界。治理国家那是权贵们的事，救民于水火那也是革命家的志向，于你知识分子何干？
当然、革命家也可能是从知识分子队伍内走出来的，甚至于君王、大臣们在当政之先也可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人士，但是，只要他不再从事知识的研究，从他开始过问政治的一刻起，他就已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就好比那些学而优则仕或一心为此目标而苦读的众学士们，也不能归入这里所讲的“知识阶层”或“知识分子”。
这么算下来，真正的知识阶层人数还真不算太多。大致包括：研究自然科学、数理科学的科学家(各类企业雇用的工程技术人员不算)，哲学家，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各类机构聘请的专职咨询师、分析师、研究员不算)，文学家、艺术家(写手，演艺人士不算)，高级传教士、宗教家(普通僧侣、信众不算)。虽说不多，但对于一个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必然受到前世或当世知识分子的影响。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发端于古代中国知识阶层身上的四大心理病症--“重功名、不专注、不自知、不自制”，也已不同程度地广泛扩散到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的人士身上。特别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士，体现更为明显。
因此，正是由于中国的知识传统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心理病症造成了它的软弱依附的可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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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历史中起了哪些作用，统治者会有哪些顾忌？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认为北宋张载的“四为句”可以很好地说明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中起的作用。
“为天地立心”，寻找万物发展的规律，明确方向，制定目标，使社会沿着有序的方向发展。百家争鸣时期，儒家、法家、道教所研究的理论成果，逐渐形成了后世王朝治国的理论体系。17世界法国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是现在美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渊源。
“为生民立命”，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心声，增进人民的福祉。学问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实实在在改善民生。唐朝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力主改革，为民请命，三次被贬。“戊戌六君子”为改革牺牲，“五四运动”爱国学生一腔热血赤手空拳对抗北洋军阀，维护国家主权……历史上为民请命者数不胜数，他们用生命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为往事继绝学”，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教化万民，弘扬传统文明，开拓创新，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史子集，每一部都是文人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的结晶。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
“为万世开太平”，给千秋万代开创用永久太平的伟大基业。远如孔子，游走各国，为乱世的和平，奉献自己一份力量。孙中山“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建立政党，推翻清王朝，创建共和国，建立军校。为改造旧中国耗尽毕生精力，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古代统治阶层对知识分子是十分顾忌的，知识是精神界的宗教，知识分子是教主。知识分子口诛笔伐，很可能导致王朝的覆灭。法国大革命，封建王朝被推翻，路易十六在狱中读了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后，感慨道：“原来是伏尔泰和卢梭毁了法国！”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队伍是如何形成的？
任何国家知识分子之所在，最初必完全在统治阶级里。——《中国社会史论》
奴隶制社会，知识和物质一样是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平民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力，如果用四个字概括的话，即“学在官府”，这也是我国奴隶制度的重要特点，具体表现为：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
这也就是说在奴隶社会中最初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不过他们却是依附于上层贵族并为他们服务，在周朝，宗法制、分封制和礼制制度构成了等级统治的核心，每个处在其中的人，都被牢牢固定在其中，无法挣脱，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威不断被挑衅，王权也逐渐旁落，代之而起的是被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而在有些诸侯国的内部卿大夫也不断掌权，这就导致了奴隶制的崩溃，正如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的言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而伴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也就是说天子丧失了自己的职守，官守的学术也散落到蛮夷所处之地，这就意味着奴隶制时代的教育体系已经全面瘫痪，进而导致了私学的兴起。
说起私学，就不得不说孔子，孔子所提倡的“有教无类”，使得私学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大大加快，“学在官府”的格局也被打破，正如《中华文明史》一书中指出：私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体系，基本上摆脱了国家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政教合一”的传统。
这也就是说，随着私学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当然这个群体又和奴隶制下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流动，而且可以自主选择自己从事的职业和生活方式，这也造就了他们具备了与众不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