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时期的科技技术，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冷知识？
一、康熙皇帝写“学习心得”
大清康熙皇帝玄烨，常被后世尊为“热爱科学的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里，别管平日多忙，天文地理数学从不落下，还和同时代西方科学巨匠莱布尼茨成了“笔友”。但比起影视剧里康熙皇帝捧着数学题演算甚至拆装火枪的桥段来，真实历史上的他，科学水平又如何？人家自己都写了“学习心得”呢——《康熙几暇格物编》。
《康熙几暇格物编》，顾名思义，就是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间，忙里偷闲写的学习笔记。因为是闲暇时所写，所以叫“几暇格物编”。全书共有93篇短文，总计两万字的篇幅，篇篇都是康熙皇帝亲自捉刀，以生动凝练的语言，阐述自己关于天文地理数学等方面的“学习心得”，基本都是一辈子随想随写，学术价值十分强大。
而倘要翻开这本“学习心得”，康熙皇帝笔下的各种科学观点，那更叫人惊喜不断：比如天文地理方面，康熙皇帝就阐述了潮汐地震等自然现象的原理，甚至探讨了地球大气层的科学规律。物理化学方面，又记载了康熙亲自完成的声速测定实验，还有银钒碱等物质的化学反应实验……桩桩件件，代表了十八世纪东西方科学研究的高水平，堪称中国古代科学史上，又一部集趣味与高端成果于一身的“科学宝典”。
如此“宝典”，最早还只是在康熙驾崩后，收录在《康熙御制文》里，直到晚清光绪年间，才得以单独成书并流传，从此惹得多少读者啧啧叹息：康熙皇帝如此热爱科学，大清怎么还闹到落后挨打的地步呢？
其实，看过这“宝典”的命运，答案就很明白，所谓“科学研究”，只是大清皇家的高层娱乐；所谓“重大科研成果”，也只是收录完毕后了事；所谓“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更是镜花水月。于是“热爱科学”的大清朝，也就在闭关锁国的路上，一百多年里裹足不前。
二、军工大神的“传说”与“老本”
戴梓，清朝康熙年间最让人唏嘘的“军工大神”。他以其强大的军工造诣，硬生生把大清火器水准拉高一个档次，却也悲催犯了小人，落得含冤充军辽东。命运坎坷的他，也从此成了军事票友们津津乐道的“神人”，比如他研发的“连珠火铳”，几百年里就被传得神乎其神，还被当做近代机关枪的鼻祖。“戴梓研发机关枪”的流言，至今互联网上传得十分凶。
其实，所谓“连珠火铳”，只是酷爱火器的戴梓，对当时清朝火枪做的小改良，与同时代的欧洲火枪类型差不多，射程与实战效果更是有限。但戴梓之所以被公认为“军工大神”，却因他另一个独特贡献：子母炮。
子母炮，又名“威远将军炮”，是戴梓结合当时东西方轻型火炮技术，完成的一款符合近代战争潮流的野战火炮：这款火炮长两点三尺左右，以七点一寸的口径，发射包括散弹和实心铅弹在内的各类炮弹。其四轮车的形制与45度炮筒仰角设计，更令其适用于从草原到山地的一切野战战场，无论山地攻坚还是平原野战，砸堡垒和覆盖射杀都不含糊，史载“片片破裂，锐不可当”，杀伤力十分强大。
如此轻便且凶悍的野战神器，自从问世后，就被大清高层视作宝贝疙瘩。比如流放了戴梓的康熙皇帝，就曾颁布禁令，宣称“子母炮”只能作为大清精锐部队装备，“各省概造，断乎不可”。简直是压箱底的宝贝。实战效果也十分“宝贝”：大清平定准噶尔的数十年战争里，凶悍的“子母炮”一次次在战场上压制准噶尔的奥斯曼火器。乾隆平定大小金川的艰苦战役里，又是子母炮多次开路，在崎岖山地不停摧毁敌军堡垒，打赢这至关重要一役。
这款诞生于十七世纪末，一度水准领先世界的野战火炮，就这样叫大清朝，在整个康乾盛世里吃足老本，打出多次辉煌。可是，放在那个火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只吃老本怎么够？比起后世传的神乎其神的“机关枪神话”，“子母炮”的受宠，才更值得深思。
三、万历给雍正“送大礼”
同是定都北京，清王朝也摊上了昔日明朝遭遇过的难题：京城粮食不够吃。华北地区粮食产量有限，京城官民人口暴增，粮食供应入不敷出。每年京城满朝文武都可怜巴巴算日子，等着漕运送来的江南稻米补血。若是江南遭了个灾，或是运河发了个大水，朝堂上下就常见惊慌，眼看就是断顿的节奏。可除了“补血”，这难题就没其他办法？
其实，早在距离“清军入关”半个多世纪前，即明朝万历年间，晚明科学家徐贞明，早就自信满满地找出办法：在北方种水稻不就得了？
这个“种水稻”计划，是在明朝政坛上几次浮沉的徐贞明，苦苦筹划了大半辈子的强国蓝图：只要通过合理的技术引进和稻种改良，江南的高产水稻，完全能够在京畿周边获得大丰收。如此一来，大明朝不但减少了运输损耗，雄厚的粮食储备，更能支撑北部国防。但如此富国强兵的科学计划，却紧接着招来一堆骂。
明明利国利民，为何明朝群臣们要开骂？因为京畿周边的肥沃良田，大多是京城权贵高官们的自留地，好些更是不正当手段“兼并”得来，倘若大明朝要种水稻，势必就要清理土地，岂不是要动自家奶酪？于是各路“精英”纷纷跳出来，变着花样狠踩徐贞明，硬是叫这个心血蓝图活活泡汤。参考接下来，明末饿殍遍野的惨景，就知这场闹剧，是明朝自己放弃了救命的机会。
待到明清易代，徐贞明当年的谋划方略，也被好些人重提。可清代京畿周边，依然满是权贵们的自留地，所以康熙在位时，这事儿也反复纠结，待到雍正帝即位，这事儿却不能再纠结：接盘了烂摊子的雍正帝，眼前是上上下下穷叮当的局面，红了眼要找粮食——必须给我种！
于是，这场曾在明朝被骂到狗血淋头的“农业革命”，就这样由雍正帝强力启动：怡亲王允祥统筹指挥，一板一眼按照当年徐贞明的规划，源源不断开垦稻田，还从江南选派老农来京畿示范种稻，且一边种田一边整顿，所有反对声音统统打掉，终于扛着巨大压力，实现丰硕成果：短短三四年间，京畿以及直隶地区，就是大片稻田纵横，年年获得大丰收。康熙晚年时“内外府库无不亏空”的大清朝，终于储备雄厚。
乾隆早年的丰厚家底，乃至中国农业版图上一场重大的变革，就由这场迟来的“种稻活动”开启。说起来，这也堪称万历皇帝，甩给清朝的一份“大礼”，背后的回味，超过科学的意义。
四、越造越小的大清船
康熙年间，清王朝还有另一项重大科技突破：战船建造。
由于和南明政权的数十年博弈，清王朝的造船技术，也是水涨船高。到了17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已经能够制造装备重炮和多层甲板的“鸟船”。这种巨型战舰长五十米以上，火力和体魄都超过同时代的荷兰战舰，除了用于沿海作战，还被清王朝作为“封舟”，对属国琉球进行友好访问，把周边的日本朝鲜等“邻居”，统统吓得不轻。
可以说，赶上大航海时代且拥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清王朝，又手握“鸟船”这样的利器，真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倘若清王朝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凭着强大的海军实力劈波斩浪，近代中国历史，很可能就是另一种写法。
可大清朝，却偏偏选择了另一条闭关锁国的路上。既然封上了海洋的大门，曾经威震东亚海洋的鸟船，也就没了用武之地，从此越造越小。“康乾盛世”晚期的大清水师，最大战船也就十一丈长，就连乾隆晚年时横行中国沿海的越南海盗船，都对清军水师强悍得多。每次越南海盗船肆虐时，堂堂大清水师，却是只敢“登桅望”，也就是远远躲着看热闹。对上越南海盗船尚且如此，再过四十年后的鸦片战争，当然更被英国战舰堵着打。
何为闭关锁国？何为落后挨打？越来越小的大清战船，就是生动缩影。
古丝绸之路的小故事
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正是这条古道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条东起中国古都长安（今西安）、西至地中海东岸。
在这条昔日的丝绸古道上，遍布着历史上遗留下的名胜古迹。这里有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千年前的地下军阵—秦兵马俑；有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万里长城的终点—嘉峪关；有“鸟的王国”之称的青海鸟岛；有如诗如画的“塞上江南”；有歌舞和瓜果之乡美称的吐鲁番盆地。
你知道著名的“丝绸之路”是谁开拓的吗？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张骞。
张骞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公元前139年，他受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
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一路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他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赛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松了。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在荒滩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高鼻子、蓝眼睛的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一个富饶的大国，很想建立联系。但苦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一直未能如愿。因此，当听说汉朝使者来到时，喜出望外，在国都热情地接见了张骞。他请张骞参观了大宛国的汗血马。在大宛王的帮助下，张骞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局乐业，不愿再东进和匈奴作战。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设计逃出，终于历尽千辛万苦，于13年后回到长安。这次出使西域，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带重兵攻击匈奴，消灭了盘踞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开通了丝绸之路。并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带回长安。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三国中有哪些不被大众所熟知的冷知识？
一、孙权见过罗马人
虽说东汉年间时，中国就与远在欧洲的罗马帝国（中国史料里的“大秦”）实现了遣使往来，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传统的“丝绸之路”一度惨遭隔绝，曾火热的对外交往也消停下来。可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却瞧了一出“西洋景”：一个汉语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误打误撞来到了东吴治下的交趾郡，然后又被当地地方官送到了建业（南京），得到了孙权的热情接待，除了热情交谈，还赠送了不少厚礼。
堂堂的“吴侯”，几年后的“吴大帝”，怎么对一个普通的“洋商”这么看重？难道只为了瞧新鲜？这其中，却藏着当时的孙权，乃至东吴政权，一个坚定的发展战略：拓展海洋。
比起北方强大的曹魏政权来，东吴的人口经济，都是绝对劣势。特别是治下的东南大地，当时还是荒蛮一片。但东吴的造船业，却也是当时天下共知的绝对优势。特别是东吴的海船，当时可以做到“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二三丈……载六七百人”。堪称东亚海域里的巨无霸。
凭着这强大技术，孙权也大胆出手，多次拓展海洋航线。除了曾远航辽东联络公孙家族，差点打了曹魏“闷棍”外，东吴的船队还一路向西，以朱应、康泰为使节造访东南亚各国，十年间访问“百数十国”。东南亚各国纷纷“遣使奉贡”。
这一系列大规模的航海行动，也带来超越历史的意义：汉代时以徐闻港为主要港口的贸易航线，被东吴时代连通内地水域的广州港取代，中国的海上丝绸路线，也从此拓展得更远，从广州出海的船舶，可以一路经行泰国马来等地，直达到红海海域。东吴太守万震的《南州异物志》里记载，三国时代时，波斯天竺等国的商船，就已造访东吴的港口。
这条以广州港为起点的“通海夷道”，此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更迭，却持续通航世界，为接下来的历代王朝，实实在在赚了上千年的钱。更见证了一个不变的真理：开拓海洋的进取精神，亦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不该忘的精髓。
二、曹魏强国靠“挖沟”
曹操早年“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历经战乱的北方十室九空，开局景象“穷得剩破碗”。但待到魏蜀吴三足鼎立时，曹魏王朝的经济水平，对比蜀吴却是压倒性优势。为何会如此强大？一个低调的强国大招，就是“成于漕运”，也就是靠“挖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在整个三国时代里，从曹操“挟天子”到曹魏立国的岁月，其北方的水利工程量，账面数字就无比震撼：其见诸于史料的大型水利工程，就有二十八项之多。既有对“芍坡”“成国渠”“天井堰”等原有水利工程的维护整修，更有“引黄通洛”“利漕渠”等新型水利工程。整个曹魏时代，论对水利的建设，堪称不惜血本。
这其中的许多工程，更改变了北方的经济交通版图，典型“利漕渠”，建安十八年（213）年，已是“魏公”的曹操，引漳水与安阳河白沟相通，是为“利漕渠”。
这条史料里着墨不多的河道，却叫他的都城邺都，瞬间地位扶摇直上——从邺都经“利漕渠”出发，向南经黄河可直达江淮，向北经新河可直达辽东。一条“水渠”，就把原本“割裂”的北方水系，顺利连接起来，曹魏对北方大地的掌控，也更得心应手。比如多年后“司马懿平辽东”时，为何能顺利狂飙突进？这条转运畅通的“水渠”，就是幕后英雄。
单看这条水渠，就知当年曹操，治国何等煞费苦心。
而拥有这条“水渠”的邺都，也就成了接下来的数百年里，中国北方公认的“黄金枢纽”。为何后赵冉魏北齐北周等政权，都会与邺都有莫大的关联？一条“利漕渠”，亦是背后助力；也印证着“水利强国”的硬道理。
三、诸葛亮的“财富通道”
“诸葛亮治蜀汉”时代，“平南战役”是一场艰苦卓绝的鏖战。“七擒七纵”的故事更在野史里长期流传。那为何当年面对内忧外患的诸葛亮，要坚持以稳打稳扎的方式彻底平定南方动乱？这不止关乎着蜀汉的安全，更关乎着一条“财富通道”的稳定：蜀身毒道。
蜀身毒道，是两汉王朝留给蜀汉政权的“重要遗产”。西汉“张骞通西域”时，身在中亚的张骞，就惊讶的发现，当地市场上竟有蜀地特产的蜀布。经询问得知，这是印度和中亚的商贩，经“蜀身毒道”贩来。1936年阿富汗喀布尔亚历山大城发掘时，亦从遗址里发掘出大量中国战国时代的丝织品。以相关学者推算，这同样是经“蜀身毒道”运来。
也正是从“张骞通西域”后，神秘的“蜀身毒道”，也令一代代汉朝君臣魂牵梦绕。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在云南保山设立永昌郡，这条“蜀身毒道”，才彻底被汉王朝掌控，并经过多年开凿建设，演变成了“五尺道”“灵关道”“永昌道”三条主要线路。它从成都出发，一路经行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十多个州县，从腾冲进入缅甸抵达印度大陆，中国的丝绸等产品，从此沿着这条道路大量销售出去。
而对于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政权来说，“蜀身毒道”当然更有重量级意义：蜀汉政权地小人少，最重要的“生财之道”就是蜀绣。为了发展蜀绣生产，诸葛亮专门在成都设立“锦官”，官营的蜀绣工人，总数多达七万六千人。蜀绣贸易更成了蜀汉政权的财政来源，以诸葛亮的话说“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但蜀绣的“外销”，自然也是关键。于是这条“蜀身毒道”，对蜀汉王朝的意义，自然无比重要。
也正是蜀汉政权时代，随着“蜀身毒道”贸易的火热，蜀汉都城“锦官城”成都，也成了西南重要的“国际化都市”，以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里的形容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甚至，这往来热闹的“蜀身毒道”，更不因蜀汉政权的谢幕而结束。以《魏书》记载，曹魏灭亡蜀汉后，罗马使节也同样从先从海路来到缅甸，然后经行“蜀身毒道”抵达洛阳。
崇山峻岭间的这条“蜀身毒道”，亦堪称东西方交往史上的一座桥。
丝绸之路最早传入西传的是什么
西域传中原：苜蓿，葡萄等土特产品，中国传出铸铁术，井渠法，养蚕缫丝技术，造纸术等。
有人说中西文化交流，在古代主要是从东往西，是由于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古代的许多重要物质文化，诸如丝绸、瓷器、茶叶以及许多重大工艺与发明，诸如造纸术、印刷术、罗盘与火药等，都是从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
中国外销的商品以丝绸最为著名。传说养蚕与缫丝技术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中亚的贵族葬墓里，就已发现了中国的丝织品。据说公元前53年，古罗马执政官、“三头政治”之一的克拉苏追击安息人的军队到了两河流域。酣战之际，安息人突然展开鲜艳夺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军旗，使罗马人军心大扰，结果遭到了惨败。这就是著名的卡尔莱战役，那些鲜艳的彩旗就是用丝绸制成的。有学者认为，一些著名的古希腊雕像身上透明柔软的服饰，也是中国丝绸制成的。中国的丝绸在罗马世界很快流行开来。据记载，凯撒大帝和被称为埃及艳后的克里奥帕特拉都喜欢穿中国的丝绸。一次凯撒大帝穿着中国丝袍出现在剧院，光彩照人，引起全场的惊羡。开始丝绸的价格很贵，每磅要黄金12两。后来销售日增，以至平民百姓也纷纷穿起丝绸。著名地理博物学家普林尼曾抱怨说，罗马每年至少有一亿罗马金币在与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丝绸与珠宝生意中丧失。
两汉时中国文化的西传逐渐扩展，除丝绸外，还有冶铁技术、打井技术。中国在商代已使用陨铁制造兵器，春秋时代开始人工冶铁。汉代，中国出现了低硅灰口铁、快炼铁渗碳钢、铸铁脱碳及生铁炒钢等新工艺、新技术。中国的铁制品沿着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在汉匈战争中逃亡到西域地区的士卒曾将铸铁技术传给大宛和安息的工匠。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人从中国学得了铸铁新技术，然后再传入俄国。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外贸易中，钢铁成为受西域欢迎的商品，安息人就曾努力获取中国的钢铁兵器，使之渐渐流入罗马帝国。
中国在西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中国纸张的西传非常早，敦煌及甘肃西部都发现过汉代的原始纸。可以肯定，至少在七世纪时，中国纸已在撒马尔罕等地广为使用，在印度则不晚于八世纪。造纸术传入中亚通常被认为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大约是公元751年前后）。唐朝的造纸工匠最先在撒马尔罕造纸，这里从此成为中国境外的造纸中心，在整个中世纪都名震欧洲。794年在大食首都巴格达也办起了纸厂，并聘中国技师进行指导。此后，造纸厂相继出现在也门、大马士革等阿拉伯城市。九世纪末，中国造纸术传入埃及，不久便淘汰了当地的纸草。12世纪，造纸术从北非传到西班牙与法国，德国的纽伦堡也于1391年建造了第一家造纸厂。纸的发明与西传对促进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印刷术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具体地说是在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上半叶。现在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书是敦煌发现的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金刚般若婆罗密经》，上面标明的印刷年代是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即公元868年。雕版印刷术很早就传到了韩国与日本，人们现在还能见到公元八世纪韩国与日本的佛教印刷品。但是，雕版印刷术西传的过程则要晚得多。1880年人们在埃及发掘出的阿拉伯文印刷品，其年代被推断在唐末至元末间。据推测，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很可能是在宋元之际，通过蒙古人的西征或其他契机传到了中亚、西亚，进而传到北非与欧洲。14世纪初伊利汗国宰相、史家拉施德丁在《史集》中记录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是宋代毕升在1041—1049年间发明的。毕升用胶泥刻字制板印书，王桢在1313年创制了木活字，他还提到元初已有人造锡活字。由于蒙元时代中西交往的频繁，很可能14世纪末活字印刷方法已传到欧洲。活字印刷特别是金属活字印刷在欧洲发扬光大后又于15世纪传回中国。
欧洲人用作导航的罗盘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虽然中国人对磁石指南性的认识，在战国《韩非子》、东汉王充《论衡》中已有记载，但将它用于航海导航，大约是在11世纪末。北宋末年朱彧的《萍州可谈》是世界上最早记载此事的著作，书中谈那些往来广州的舟师们懂地理，在海上航行时，“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甚至推测在九、十世纪的中国可能就已经在航海中应用指南针了。为了便于在航海中确定方位，人们将它置于圆盘内，圆盘上划分刻度，于是发明了罗盘。至于它是怎样传到欧洲的，目前还是一个谜。从阿拉伯文献提供的材料可知，在13世纪初，阿拉伯海员已经使用罗盘，1230年成书的波斯佚文集《故事大全》中记载了一个用指南鱼探寻航道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指南鱼与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水浮针法有类似之处。1281年，阿拉伯人的《商人宝鉴》问世，书中说从埃及亚历山大城到印度洋的水手都懂得将磁针安置在浮于水面的木片上，用来辨别航向，又提及用磁铁制成鱼形投入海中，以指南针的头尾指示南北。显然，这些方面都显示出他们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